【非洲之行】“宣教中国2030”非洲访问团札记

以斯帖

【非洲之行】“宣教中国2030”非洲访问团札记

    2016年3月初，“宣教中国2030”访非团一行五人，离开阳春三月的北京，搭机前往一个神秘的热土--埃塞俄比亚（Ethiopia）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参加“非洲国家倡议运动”大会（The Movement of Africa National Initiatives，简称MANI）。这是应大会组委会的特别邀请，“宣教中国2030”以正式组团的方式前往神秘的非洲大陆。


                        访问团的使命         

      
    访非团在这次的旅行中，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与任务。一方面要代表“宣教中国2030”向与会代表传递“宣教中国2030”的异象，又要向非洲及国际各国教会与机构代表介绍正在中国兴起的如火如荼的宣教运动；另一方面也要观看神在非洲的地土所做的奇妙工作，同时倾听非洲教会的心声及呼声，及了解国际差传机构在非洲的事工概况等。这次的旅行，对我们了解非洲及其文化以及事工状况，带来极大的帮助。

                        非洲印象：食物                
    非洲之行，给我们最深刻印象的就是当地食物了。一种名叫“injera” （英吉拉）的东西可以算是埃塞俄比亚的国民食物，乍一看是张蜂窝状的灰白色大薄饼，用当地特产的苔麸和面粉混合发酵后制成，因此会略带一股馊掉的酸味，摸上去还有种奇特的海绵质感，简直不像是能塞进嘴里吃的食物，但口感却意外的温柔。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日子，几乎每天都逃不开吃“injera”，就算在大会期间，每天也是必不可少食物之一。最初还算可以接受，但若天天、顿顿都是它的话，就会让人受不了。
   吃injera需要注意的是手千万不能碰到嘴巴，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分享的食物，否则会被认为不干净，实际操作起来还真不容易。但当地人为了表达对客人的热情友好，会亲手卷一些肉菜喂进你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这样了礼遇。

   
    非洲，一片并不算贫瘠的黑土地，从属灵的角度讲也是如此。福音进入非洲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说是圣马可最先来到这里。


                        非洲印象：数据        
        
    非洲共有五十六个国家，人口10.32亿（2010年的数据），无论经济还是信仰状况，各地区状况极为不平衡。有一些国家，基督徒人数占国民人口的比例也相当的高。虽然过去曾经发生过一些针对基督教的惨案，但现今，这里应该是全球属灵状况最兴旺的地区，但也是对基督教逼迫最为严重的地区所在。其中非洲东部、南部主要以基督教群体为主，北部主要以穆斯林群体为主。非洲各地，共有411个穆斯林群体，北部非洲仍旧是穆斯林世界的重镇，阿拉伯联盟总部就设在北非的埃及。

    在非洲有基督徒人口4.95亿（广义基督徒，47.9%。其中包含4829万的东正教徒，1.37亿的新教徒，1.69亿的天主教徒），穆斯林人口4.18亿（40.5%），还有少量的锡都教徒（Hindus）和佛教徒（Buddhists）。据统计，整个非洲有3503个族群，2075种语言。虽然福音工作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但也正说明这里是极大的禾场。整个非洲目前有来自世界各地的93700个宣教士，在不同的族群中以不同的方式在服事着非洲人。尽管如此，非洲教会并没有把自己的需要看为是唯一的需求，非洲在接受宣教服事的同时，也差派了20700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服事。


                        中国人在非洲               

    在非洲有很多中国人！但究竟有多少，没有人能提供准确数字。通过一些现象，可以观察到这一点，这里的确有很多的中国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中文广告牌，内容涉及餐饮、家具、建筑、生活、设备等诸多方面，当然也有赌场包含在内（从内罗毕机场一出来，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赌场的中文广告）。有人说非洲有三百万中国人，也有人说有五百万之众。从一些国家的粗略数据来看，这个数据有一定的说服力。比如在南非，有超过五十万的中国人，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也都有超过十万的中国人，而在一些小的非洲国家，中国人人数之多，让人惊讶。赤道几内亚，竟然有超过二十万的中国人，甚至成为了当地一个很大的“族群”。

    在这次大会上，所有与中国访非团成员交流的非洲同工，及在非洲服事的国际机构同工都发出了相同的声音：我们这里有“很多”的中国人，我们特别想接触他们，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我们不会中文，不知道该怎么做。请中国教会派人来，帮助我们！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埃塞）已经看到了有从中国差派出来的宣教士们，在这里学习、生活、服事。

    非洲，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很多地方有中国人的聚会。他们或依附在当地的国际教会，或借用当地教会的场所而有独立的团契信仰生活。虽然聚会的人数不多，但足以说明中国人的教会已经在这里生根了。另外，就是对中国教会提出的挑战。在内罗毕，我竟然发现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场所，大门两边分别用英文和中文标示着聚会的时间表。对我而言，更加抢眼的，更容易让我发现的，当然是中文。在非洲，这仅仅是一个缩影。据非洲同工及中国同工讲，各地都已经发现了颇为活跃的异端活动。

                        他山之石：非洲宣教的借鉴        

        
1、宣教工作需要积累
    非洲，从宣教的角度而言已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底蕴的成熟工场了。这里不仅有著名的国际事工机构（SIM）、非洲内地会（AIM）等机构，也有新兴的一些宣教团体在这里服事。由此，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神让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怎样的功课？宣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时间、人力、经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积累，加上圣灵的工作，才有可能翻转一个地区、一个族群、一个文化。


2、要挑战语言的障碍

    与会期间，神让我们巧遇一个在非洲服事了五十年的西方宣教士。他的绅士风度仍然保留（很斯文地喝着咖啡），但文化俯就感也凸显无疑（很自然地用手吃着injera）；他的谦卑随和以及谈吐，说明他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他流利地以当地语言与侍者交流时，不仅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也赢得了尊敬。



    在跨文化宣教工场上，每一个宣教士首先面对的跨文化的挑战就是语言学习与相互交流。这对于西方宣教士而言，具有天然的优势（国际交流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而对于东方国家，在交流中都面临同样的巨大障碍。这一点，华人及部分的亚裔，都有这方面的挑战。以我们自己为例，在这次非洲之行的五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英语流利地与他人交流，明显是一个不足。在当代中国教会的领袖中，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而我们所见的非洲牧者们，明显占有语言上的劣势。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可以不借助翻译，流利听说英语（虽然在说的时候，有浓重的非洲口音），而且有人可以讲法语或葡萄牙语，以及当地非洲语言。而我们需要在国际宣教界占有一席之地，攻克语言关是首先要面对的一个课题。我们发现，在非洲的中国宣教士，如果能接触中国人，或者接触中国人的机会明显居多的时候，他们学习当地语言和英语的热情就会明显降低。有的在工场上已经超过三年以上的时间，还是不能流利地掌握语言。这一点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工场也是如此。




3、要提升宣教士的教育程度

    在传统的宣教模式中，我们都知道教育是有效地触及宣教地草根阶层的渠道，也可以在宣教事工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然，宣教地的族群需要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另一个方面，所差派的宣教士教育程度也是一个明显的能否取得果效的重要因素。



    目前从中国所差派的宣教士的教育程度，较比过去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仍在各地可以看见他们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现象。由于教育程度的偏低，学习能力都有局限，以致事工也受到限制。虽然圣灵会在他们当中做工，他们宣教的心志也不容置疑，但若能在这方面有所改善，或在教育程度上有结构性的调整，才能取得宣教上的突破。


4、宣教士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宣教士如果具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宣教服事是极大的帮助。而最能产生果效的，就是长期进入工场之前，可以在不同的跨文化工场上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学习、体验。目前从中国派出的一些宣教士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在经验上不仅处于劣势，而且呈现出或多或少的“胆怯”。



    另外，由于缺乏整体的宣教教育、团队意识，以致在工场上看到的，多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或是过多强调“我们的宣教事工”的个体。以致虽然在一个地方已经有“许多”中国同工了，但关系仍旧仅仅限于彼此认识的层面。这需要国内的教牧领袖、差传机构负责人有足够的胸襟与见识，在后方首先建立信任关系，前线才能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年纪被差派上工场才是最好的“青春年华”，这在宣教界也没有一个定论。从学习语言的角度看，当然越年轻越好；但从整体素养看，还是越成熟越好。但如果作为一个团队，年龄、阅历、学识、恩赐等可以彼此配搭，年轻人在整个团队中的弱势，就可以在整体中得到补足。这一点对于中国教会而言，在所差派出来的人数有限，还不能形成团队的情形下，是否可以考虑优先差派一些成熟的同工出来作为先遣队，然后再接待后续的年轻人不断前往。




5、要选择合适的工场

    在宣教地点的选择上，也应该有战略性的思考。跨文化服事所需要的配搭对象，也要有斟酌性的选择。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地适应当地文化、进入当地文化，也可以融入国际事工团队。没有战略性地点的选择，就没有事工拓展及进深的机会。这应该从保罗的宣教策略上略知一二。保罗总是选择大的城市以及交通要塞。这会使事工容易取得突破。也节省更多的资源。




6、宣教要有具体的策略

    没有策略性的事工模式选择，就会出现单一的模式。“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中国餐馆”模式会复制在中国教会的宣教模式上，“那里有中国宣教士，那里就会有中文学校”。虽然这是我们的“先天优势”，但不可只有一种模式。教授中文，不是教育。教中文是短线事工，而不是长线策略。宣教，不是短平快的事工，而是长期的沉淀。



                        结论              


  
    这次的非洲之行，我们所结识的新老朋友们，都期待着中国教会在宣教服事中的参与。但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在跨文化宣教的路上，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甚至要付的代价也会很高。我们既需要找到中国教会独特的跨文化宣教模式，更需要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跨文化的工场上，向他人谦卑地学习。

作者简介

可牧，曾在北京牧会多年，在神学院教授实践类及宣教类课程。现今在一南亚国家服事，同时也是国内某一差会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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