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与重生——罗马帝国、西方文明与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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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与重生——罗马帝国、西方文明与基督宗教

                                    

                                    

本文从关于西方文明的四个基本问题入手，对其乃“两希文明后代”之说提出质疑，论证其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关系可用“癌症与重生”来比喻。文章先描述并分析古典文明集大成者罗马帝国的辉煌、病症和腐烂，再叙述并论证西方文明的重生、原因和结果，最后对比了古典文明与基督宗教在五个方面的对立，从而说明了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不同及其原因。

　　1、今日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文明已经改造并正在继续改造全世界所有地方的所有人群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尽管在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程度各不相同(在物质文明方面程度最大，制度文明方面程度次之，精神文明方面程度最小)，全球文明的引领者，的确是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何以能够如此?

　　3、长期以来，中国的史学界和一般学术界提到“西方文明”，多半从地域着眼，把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即所谓“古典文明(Classical Civilization)视为西方文明的“上古阶段”[1]或早期阶段，这实际上忽略了古典文明同西方文明之间的根本不同。这也无法解释：西方文明何以在彻底衰亡(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标志)之后，又能够生机勃发、领先世界?

　　5、“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是，还有一个比喻，尽管不免于此，却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上述问题，说明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从汤因比(A. Toynbee)所说的世界历史上二十几种文明中脱颖而出、引领全球[2]，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西方文明与古典文明的关系，说明现代文明不时显现衰颓和混乱之因，以供其面对生存挑战的时候参考，更值得非西方文明引以为鉴。

　　一、癌症

　　1、辉煌

　　罗马帝国不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历时最长久的帝国[3]，也是公元5世纪之前古代世界上地域最为广大(边界长达一万多英里，版图比印度孔雀帝国和中国汉帝国之和还大)、人口最为众多(达1亿2千万人，比汉朝的两倍还多[4])、包含的民族成分最为复杂(至少一百多个国族)、文化种类最为繁多(从希腊到埃及、从西班牙到西亚、从日耳曼到北非、从凯尔特到黑海周边)的文化巨无霸。它作为古代人类很大一部分文明的结晶、代表和顶峰，当之无愧。

　　以罗马帝国为总结的这一伟大文明，其成就之辉煌，致使西方史学界一直沿用Classical(古典、经典)一词来形容它，它也确实是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但是，古典文明(或当代中国教科书通常说的奴隶社会文化)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文化巨无霸的罗马帝国，在其生命的较早阶段，就已显示出一些严重的病症，用我们的比喻说，就已由于致癌基因而出现了一些早期癌症症状。质言之，还在共和国时期，广义的即采用共和制的罗马帝国，已经显现出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导致了许多根本性的冲突。

　　一方面，以元老院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占据了大量的土地、田庄甚至公地，经商致富的所谓骑士阶层依靠包揽收税、放高利贷、承包公共工程，也聚敛了大量财富，他们都生活阔绰，穷奢极欲;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成为雇工，除了许多人承担繁重的建筑工作之外，还有许多人沦为所谓无业游民，加入城市贫民和无产者的大军，依靠偷窃、告密、作伪证、出卖选票、领取国家补贴，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

　　在广大人民群众(奴隶、隶农、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等等)陷于赤贫状态的同时，罗马的对外贸易年年入超，国家财富急速增长，达到了空前规模。仅在马格尼西亚一役，罗马军队就获得象牙1，230支，金花环234个，白银137，000磅，希腊银币224，000枚，马其顿金币140，000枚，还有大量金银器皿。征服西班牙之后，其富饶的银矿，更让国家发行银币有了可靠的保障。罗马财力空前雄厚，睥睨半个世界。

　　享有既得利益的贵族派极力维护寡头“共和国”，以贫苦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派努力扩大公民权利。后者构成罗马的改革派，但是改革却常常受阻。最典型的例证是十年之内连任保民官的格拉古兄弟：哥哥提比略·格拉古推行土地制度改革，给予农民土地，限制高官特权，结果被贵族派刺杀;弟弟盖约·格拉古继承兄长遗志，立法深化改革，扩大公民权利，又被公然杀害。二人的改革成果被废除后，下层民众权利被剥夺的状态得到了巩固。

　　罗马依靠其铁拳一般的军队压服周边民族自不待言，对内也越来越依靠暴力维持统治。著名的马略军事改革，彻底改变了罗马军队的性质：本来，罗马军队由拥有土地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志愿组成，士兵平时在家种地，战时武装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保卫自己的家园;后来则军民分离，变成了由统帅豢养、为统帅夺权和保权卖命的工具。

　　压迫必然激起反抗，政府越是依靠暴力，社会冲突就越是激烈、越是频繁。奴隶、隶农、贫民、失地农民，城市自由民、骑士、贵族内部各派等等，诸多矛盾错综复杂，一触即发。所以，还在所谓共和时期，就有两次西西里起义、拉丁姆起义、阿普里亚起义、斯巴达克起义，以及意大利本土的“同盟战争”等等，连续不断，国无宁日。

　　3、腐烂

　　罗马帝国和古典文明的情况正是如此：人性变异逐渐加剧，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由于人性变异和道德滑坡是由社会制度造成并加强，因而不受限制、日益蔓延，最后导致文明规则逐步失效，罗马帝国崩溃灭亡。

　　腐烂或溃败当然有一个过程：起初是苏拉实行明显违背共和国宪法的独裁，限制公民会议和保民官的作用，杀害政敌，压制经商致富阶层的权利，横征暴敛致使地方经济受损，结果常因农民土地和贫民粮食问题引起社会冲突。然后是凯撒依靠听命于己的军队，获得“无限期独裁”的权力，依靠发放粮食救济、举办公共娱乐来收买人心、树立威望;他在制裁贪官污吏的同时，靠大大增加元老数目，把元老院(议会)从最高的立法机构，变成了独裁者的咨询机构;他曾轻蔑地说：“共和国这是空洞的话，没有内容，没有意义!”这位号称“祖国之父”的一代伟人，实际上使共和国蜕变成了帝国。

　　进入帝国时代，古典文明的癌细胞开始急剧扩散，这个社会的腐烂也明显地表面化了。

　　所谓“中兴君主”戴克里先，还是依靠贵族地主和军事官僚，凭借武力，对外巩固边疆，对内加强防范;同时以国家干预经济，规定职业世袭、强制生产，对抬高物价者一律处死，结果人民饱受奴役，而经济依然混乱。他自称神子，见者跪拜，又建立新的集体继位方式，以为可以长治久安，大肆迫害基督教。结果，他刚一退位，马上天下大乱，最后权归君士坦丁。而后者看到基督教的生长“有助王化”，终于准其成为合法。

　　于是，正如历史学家所言，“伟岸壮丽的大树，主干已经腐蚀，倾倒的时刻已到。”[5]公元476年，蛮族佣兵首领奥多亚克推翻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6]，“这不过是最后正式宣告一个已经溃亡的政权的终结。”[7]

　　二、重生

　　中国的史学界和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在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之后持续千年的中世纪，是蒙昧的教会统治的黑暗时代，直到盛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西方的文明才开始崛起，重现辉煌。而且，文艺复兴的辉煌，恰恰是由于它“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反对神本主义的基督教会，张扬人文主义的古典文明。当然，这种说法也是源出于某些西方学者，至少是支离和肤浅地撷取西方史学的结果。这种印象或以上说法，是否符合总体的事实呢?

　　但是，我们所说的“重生”，侧重点不在于一具死尸的复活，而在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换言之，我们用这个比喻是要表明：尽管是兴起于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尽管是兴起于同一片大地的部分地区(即原来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尽管它的载体是这片地区繁衍下来的人民，但是，这个新的文明却拥有新的生命，赋有新的灵魂;它的基本特性或总体特性完全不同于古典文明，或者说，它的整体气质是与希腊罗马文明截然不同的。而且，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这整个巨大的、多面的文明综合体及其种种特性和整体气质，不可能由少数文人学者所造成，我们也就不能把这样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归因为一些人间俊杰，或者可以清楚看见、清楚理解的人间原因。

　　第一，所谓“黑暗时代”，顶多可用来形容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年的前半段，即公元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大约500年，而且其含义是指光辉的古典文明彻底灭亡，发展水平很低的所谓“蛮族”入主这一地区，曾经繁华的城市、曾经拥有的和平和曾经灿烂的文化，为贫穷俭朴的乡村生活、蛮族之间的争战不休和广大人民的目不识丁所取代。在以后500年间，在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之后，文明之光就逐渐普照西欧，[8]而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过是这一文明生长几百年之后的一大果实，正如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是这一文明大树上长出的硕果一样。说到底，这些文明硕果，是不可能直接出自“黑暗”，或者直接从文化沙漠中生长出来的。

　　第三，一方面，古典文明的“文明”，是在历史发展阶段意义上，即超越原始社会阶段或无文明即野蛮阶段意义上的“文明”，而不是在认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文明”，换言之，它在认识和道德水平的意义上也包含着诸多的“野蛮”或“黑暗”;另一方面，基督教会虽然不免于当时历史发展阶段中包含的现今看来是认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愚昧”或“黑暗”，但是，基督教本身是一种宗教，既不是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文明”，也不是这种意义上的“野蛮”。姑且不论基督教会在事实上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结晶残余，如古典文献的抄本等等，从而为日后教士、文人、学者们发掘研究古典文明提供了条件，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和精神力量，为新的文明即中世纪的西方文明提供了任何文明所必须的内在动力，并塑造了它的精神气质。

　　只有这样一种宗教或精神力量的作用，才能解释在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巨大废墟上，经由原有居民、蛮族居民和混血居民而产生了文明“重生”的原因。因为这种宗教使得一个一个的皈依者的生命发生改变，最终使人民总体的精神气质发生改变，从而不但能创造文明，而且能创造一个同以往不同的、充满活力的文明。这情形，就仿佛高明医生的神奇治疗，使得一个一个的细胞发生良性的改变，最终使整个身体康复、恢复活力一样。[10]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其宗教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圣经》要求基督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10)，他通过他那与神性并列而合一的人性，通过他那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已的人格，通过他的生、死与复活，通过他那与众不同的教导，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改变了从少数使徒到千百万人、从凡夫俗子到帝王将相的生命和灵魂，而这些被改变了的人(不论是否意识到)，则必然会、事实上也已经使世界发生巨变，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并把它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3、结果

　　只看基督教对皇帝个人的影响所造成的制度改良，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君士坦丁大帝废止对奴隶施用烙刑和用十字架钉人的酷刑，康斯坦提乌二世废除把犯人男女不分关在一起的恶法，瓦伦丁尼安一世受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影响而下令禁止堕胎和杀婴恶俗，狄奥多西一世之子洪诺留禁止流行了七百年的角斗士表演。所以，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A. Schmidt)评论道：由于这些以及后来千千万万被改变了的人的行动，“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仁慈、更加文明”。[13]

　　施密特曾将基督教对文明造成的影响总结为15个方面。[14]从我们的论题来看，以下5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这几个方面也反映出，古典文明的溃败或腐烂，实在有其内在的，即观念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根源：

　　古典文明有一种轻贱个人生命的态度。罗马人似乎具有希特勒的思想——“个人无足轻重，集体才是一切”，因为他们认为“个人作为政治机制的部分才有价值，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强大”。[15]所以他们有为了国家祭祀而杀害婴儿的恶俗。普鲁塔克记载，婴儿被作为牺牲而割断咽喉时，“母亲站在一旁，没有眼泪，没有悲伤。”[16]女婴更常被杀，以致于古希腊养育女儿超过一个的家庭竟只占1%!在斯巴达，孩子一生下来就被送到祭司处鉴定，看是否让其存活。弃婴当然更为普遍，以致于传说中罗马城的建城英雄和希腊的俄迪浦斯、帕里斯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都是弃婴。为贪图享乐而节育和堕胎也很盛行，人们看重财富胜于孩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等哲学家提到这些观念或做法，有些不加谴责，有些还表赞成，正是当时习俗的反映。

　　古典时代轻贱生命的观念同统治者的残暴有关。皇帝图拉真曾连续举行四个月的国家庆典，期间让一万头牲畜和野兽，以及一万个角斗士进行角斗表演;提图斯为庆祝竞技场竣工，一天之内让五千角斗士和野兽死于场上。相信生命尊严的基督徒为此震惊，认为它表现了人的“壮丽浮华、光彩夺目、装腔作势的背后那残酷无情的灵魂”。[20]德尔图良在《论表演》中，专门谴责了这一残酷的制度。基督教宣扬了“不可杀人”这一诫命的神圣性，主张奴隶、战俘、罪犯依然是人，同样有人的尊严，不可虐待。基督徒不但不观看角斗比赛，而且常常拒服兵役，最终导致角斗士表演这一轻贱生命的恶俗，从人类历史上消失。[21]

　　希腊罗马文明中的性关系十分混乱，婚姻因而缺乏尊严。我们仅从其宗教和神话故事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但通奸和乱伦的情形很多，而且同性恋和鸡奸也颇流行。罗马皇帝带头搞集体淫乱，不少贵妇竟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妓女名单，以便合法地淫乱。他们甚至把鸡奸或其它淫行画在家中墙壁和家俱上，毫不避讳客人和自己的孩子。历史学家们说，自从罗马人把运动场和浴场结合起来(罗马城和其它城市都有大量运动场和浴场)，社会的性道德就崩溃了。与此相关联，婚姻的尊严扫地，维持时间短暂，政治家们结婚离婚都很随便。同时男女权利差别很大，男人可以随便休妻，女人则不可随便离婚。女人从古希腊时代起就不能独自出门，不能在公众场合讲话，不能支配丈夫的奴隶，没有经济自主权。男人与未婚者通奸不违法，而女人则被视为违法，这也是前述贵妇人列名娼妓的原因。

　　C、在社会服务方面。

　　另一方面，时常发生的饥荒、疾病、抛弃婴儿、出卖幼童甚至出卖自己去当角斗士等许许多多情况，却证明社会对真正的慈善和服务有大量的需要，而基督教会则出于信仰，主动担负起了这些任务。历史记载表明，早期教会已开始登记困乏需要者的名字，同时经常进行募集善款的工作。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后，教会又开始大量兴办孤儿院、养老院等古代社会闻所未闻的机构。

　　D.在劳动观念在财产观念方面。

　　在这方面，基督教又同古典文明唱起了反调：耶稣本人是木匠，保罗本人也是制帐篷的工人;而基督教会的教导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劳动非为生活，生活乃为劳动。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基督徒遭到罗马人嫉恨的原因，除了其道德清高，还有其勤劳致富。后来修道院在开荒垦地、发展农业和其它产业方面对欧洲经济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重要史实。

　　E、在自由与公正观念方面。

　　前面提及米兰主教安布罗修要求皇帝狄奥多西忏悔的事件，以及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卡诺莎城堡”事件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事件，都表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制约或限制。特别是1215年英国暴君约翰王签署的《大宪章》，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质性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比如在国会无代表则不纳税，不经审定有罪则不受关押)，同时又要求国家的公正(比如对人民不付报偿则不取走其财物，未经人民同意则不侵害其权益)，而且还规定了国王违约时的惩罚措施。这份《宪章》正是各阶层民众和教会一起限制暴君君权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到，导致人类文明空前发达的“西方文明”，其重生乃因基督宗教，其灵魂乃在基督宗教。失魂的古典文明之命运，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文明如果失魂，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仅仅是拭目以待呢，还是要坐言起行?

　　[2]最近从突尼斯到埃及、从也门到利比亚以至叙利亚的重大事变，更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似乎过于强调了现存各文明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各文明中的社会成员受西方文明影响和倾向西方文明的程度(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北京，1999)。

　　[4]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E.Gibbon, Decline and Fall ofthe Roman Empire, London, 1900)。而汉代人口最多时为5千余万。

　　[6]传说中的弟兄两位罗马建城者，兄长名罗慕洛(Romulus);实际上的罗马帝国创立者，自号奥古斯都(Augustulus)。看来，这名字同罗马的成与毁都有关联，似乎是一个讽喻。

　　[8]威尔·杜兰的二十余卷《世界文明史》(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Simon & Schuster,1935-1968)用了500多页分述“基督教颠峰的文明”，各章的年代基本上都起自11世纪或更早。他在谈到加洛林王朝的文学与艺术和埃里金纳(Eriugena)时，直言“怀疑把黑暗时代一词加在9世纪身上是否恰当”。(《信仰的时代》，第671页，东方出版社，1999。)

　　[10]杜兰把基督教与新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喻为母子关系：“这个新文明的养育之母便是基督教会……基督教的历史性任务，便是为所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非与人性相投之戒律，提供超自然的认可与支持，以重建人格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利用一种由神话与奇迹、恐惧与希望和爱心等融合而成的信条，将较温雅的行为理想注入粗鲁的蛮族心中。这个新的宗教奋斗着去掳获、驯服并启发野蛮和堕落的人心，去铸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帝国，再度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就如他们曾为希腊的魔力和罗马的伟大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第62页，东方出版社，1999。)

　　[12]狄奥多西一世颇为典型：他曾因帖撒罗尼迦城的百姓杀死他的总督并碎尸游街而震怒，下令屠杀城内居民;米兰主教安布罗修要求他为此当众忏悔，他以皇帝之尊而拒绝，并要照样进教堂做圣事;安布罗修亲自在门口阻挡他进入;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服从了主教的要求。

　　[14]见其着《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16]《道德论丛》2.171D，转引自同上书，第34页。

　　[18]拉克坦修说：“丢弃和残杀一样邪恶”(《神圣法规》1.6);巴西尔称堕胎者为杀人凶手(同上书，第38页)。

　　[20]同上书，第45页。

转自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qqgc_0611/4866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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