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日本化：如何培育日本主流社会附庸、军国主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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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日本化：如何培育日本主流社会附庸、军国主义工具？

                                                                                                   

编首语：二战期间，所谓“日本式基督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治安维持法》逼迫后完全妥协，埋没于战时的天皇制意识形态中，丧失了基督教自身性质，充当了侵略亚洲的宗教工具。例如为日本军国主义粉饰太平、购买军火、提供战争正当性辩护。

正文如下：

即便今日全球化时代，日本仍然文化和民族相对单一。根据总务省统计局数字，2017年8月，日本总人口为1亿2675万5千人。19世纪末以来开始接收移民和多次扩张领土，日本存在多个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约3万人）、朝鲜人（约60万人）和华人（约70万人），另有没有统计项的琉球人等（估计约160万人）。日本人只是将祖先的坟墓置于佛教寺院，所谓“葬礼佛教”，并非典范的、自觉性的佛教徒。不过，日本仍然算是广义的佛教国家。

在这种社会文化结构下，为了迎合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国家主义，日本基督教发展出了“无教会运动”以及社会福音化明显的“基督教主义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基督教日本化，使得日本基督教成为军国主义工具，不仅祸害教会，也祸害日本，祸害整个亚洲。缺乏美好见证的结果是，直到今天，在宗教社会领域，从基督新教19世纪末进入日本开始算起，过了130年，日本基督教人口依然只有1%而已。

离开福音：无教会运动和日本“基督教主义”

内村鉴三(1861-1930年)发动及其领导的无教会运动，对日本社会影响颇深，成为日本基督教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发展的一大特色。内村鉴三青年时代，在札幌农业学校（现在的北海道大学）学习时，与新渡户稻造等一起受到宣教师克拉克的影响，接触到基督教，1878年在监理会教会宣教师M．C．哈里斯那里接受洗礼，进入札幌教会。这一运动，后来被内村鉴三的弟子藤井武、矢内原忠雄、南原繁等所继承，因其独特的教会论而在国际上颇受关注。辩证法神学的代表神学家布伦纳（E.Brunner），对其评价甚高。  

内村的无教会运动，以“两个J”而声名显赫。内村说：“我们的基督教是爱国的。爱国当然不是讨厌外国人。爱国就是相信该国家的天职并在全部事业上表现之……我们不能满足于从外国直接进口的基督教，我们必须为来自欧美的基督教更添一层光辉。”关于“两个J”，内村自己说，“我在青年时代经常告诉我的外国朋友，我有两个爱的J，一是耶稣(Jesus)，一是日本(Japan)。耶稣和日本相比，我不知道爱哪个更多。只要缺少了其中的一个，我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我的一生，因热心事奉二者而激奋以至今日。虽然日本绝对没有象耶稣那样爱我，但我现在还是爱日本。这便是所谓无奈的爱吧”。其墓志铭上则刻有“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The World for Christ；And All for God”。

从思想考察的角度来说，了解一个人的“动机”和考察其外在的行为一样重要。

内村鉴三发起无教会运动是在他40岁的那年，即1900年创刊《圣经之研究》时，追述了其动机：“我辈并不是自己喜欢舍弃教会。被迫于灵魂的需要，不得不离开。我辈成为实践性的无教会之信徒，而不是理论上的无教会信徒。”这与其个人遭遇相关：在担任第一高中教师的1891年，因为在教育敕语奉读式上的“不敬事件”，而被激烈地批判为非国民，受到排斥，陷入了苦难状况。由此来看，就社会性的方面来说，“无教会运动”的独特出发点在于，从深刻的孤独和逆境，到开办以讲解圣经为中心的集会，并因此否定制度性教会。

在其四十岁发起无教会运动之际，内村自辩：“有真正的教会，那就是无教会。不是设立制度让某人去治理他人的教会，而是藉着圣灵，让人们彼此相爱、彼此鼓励、彼此援助的教会。那一致与和睦存在于不能看见的地方，而非能够看见的地方，所以就没有一点腐败的危险，那才是真正的基督的身体。”进一步，“我们没有教会，却有基督。而正因为有基督，我们又有了教会。基督成为我们的教会。他像神一样圣洁，像宇宙一样宽广。我们因为有基督，遂属于完美教会的一员。”

内村的这番言论，已经不是思想，不是学术，而是辩证法，更是变戏法。由此可见，内村本人，作为高崎藩武士的儿子，如此阐释教会，高度适应了日本式的“私塾”特征，也即江户时代实行于武士阶层子弟之间，以儒教的师弟关系为纽带的集会。换言之，为了政治性文化性的自我保存，内村鉴三等人居然置圣经关于“教会”白纸黑字的定义于不顾。

以内村鉴三为代表，基督教的日本支持者，为了基于个人生命的自我保存，高度适应了日本文化和习俗严明的纪律而发展出了“无教会运动”，以及与此颇为适应的社会福音主义运动。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以及类似日本武士这样的高度依赖于主流社会的流动人群，一旦对基督教感兴趣，都会比较倾向日本基督教的“无教会主义”特色。

适应日本“无教会运动”的是社会福音化的“基督教主义”运动。基督徒学会、多年致力于亚洲医疗问题的JOCS、致力于和平人权环境问题的神户基督教学生中心、在日韩国基督教会馆、致力于流浪者问题的釜崎基督教协友会等，存在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主义医院（东京的圣路加医院、大阪的淀川基督教医院等，在临终关怀等方面曾起到先驱作用），在老人、儿童、残疾者等问题上发挥了先驱作用的基督教社会福利设施的工作，都不是培育基督徒的工作，但都声称是一种社会性的传道。

这样，受益于基督教主义的各类社会人士，并未委身教会成为基督徒，仍然构成了日本社会中广泛的基督教支持层。不过，也因此，日本基督教很难形成一股彼此委身的信仰力量。

“爱国爱教”，甚至沦落为日本军国主义工具

西方基督教进入日本，是1549年来日的耶稣会士弗朗西斯科·沙勿略。沙勿略最早以印度的戈尔为中心活动。不过，一次，逗留马六甲期间，遇到一位贸易商人，开始表现出对日本的极大兴趣，并来日开展了传教活动。高度评价了日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短短2年零3个月，沙勿略筑就了日本传教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1579年第一次来日的范礼安，在传教会议中，抵制了传教活动中把欧洲的文化强加于日本的做法，鼓励宣教士学习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礼仪规范，适应日本文化，由此推动了在日式的教堂中设置茶室等文化适应型的传教方式。沙勿略和范礼安，是日本天主教本色化的先驱人物。

天主教的接受者中虽有极少数武士阶级的人，但大多数属于平民层。参与者人数，一般认为1600年到达顶峰，有50万到75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8-2.7%。仅仅50年，如此成果，颇堪惊异。大概日本对基督教的接受和展开，得益于织田信长的政治庇护。织田信长（1534-1582年），“日本战国三杰”之一。然而，信长被暗杀后，丰臣秀吉掌握政权不久，1587年发布了“基督教传教士驱逐令”。17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日本的天主教更是受到血腥迫害和毁灭性的打击。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1873年，政府颁布了“禁教令解禁”令。于是，区别于天主教，欧美许多基督教团体，展开了传教活动。不过，由于影响有限，中心只是筑地（东京）、横滨、神户、长崎等通商港口。武士阶层出身的年轻人，在西学东渐的大转折时代，一边学习英语接触基督教，一边试图依靠基督教来救亡图存，在传统价值观与基督教之间反复纠葛。

客观而论，二战期间，所谓“日本式基督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治安维持法》逼迫后完全妥协，埋没于战时的天皇制意识形态中，丧失了基督教自身性质，充当了侵略亚洲的宗教工具。例如为日本军国主义粉饰太平、购买军火、提供战争正当性辩护。

例如，1941年根据宗教团体法而成立的日本基督教团的传教方针中，为了实现建立“皇道基督教”的目标，日本基督教团组织在中国华北地区殖民地宣教活动。1943年为日本特别奉献购置军机。甚至为山本五十六组织追悼会，如此等等，奇事不断。1944年，发表了《日本基督教团寄送大东亚共荣圈内基督徒之书函》，更是极大地败坏了日本教会的名声。

因此，战败后，日本的屈辱成为了日本基督教的集体羞耻。

1967年，以日本基督教团的铃木正久议长的名义，颁布了《关于日本基督教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责任的告白》：“我们在教团的名义下，容忍和支持了那个战争，并担当了为战争胜利而祈祷的工作，在此特向内外声明。的确，我们的祖国在犯罪时，我们的教会也陷入了同一罪恶当中。我们没有认真地去执行作为‘警戒’的使命。为此我们内心疼痛，忏悔自己的罪，在恳求主赦免的同时，也真心恳求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那里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以及我国同胞的宽恕。”

日本基督教团所作的这一道歉，固然很正确，但已太晚太晚。圣经要求基督教会舍己。当做之事，不会带来多少嘉许，不可能带来全社会对日本基督教有美好感觉。

结论是：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哪来的十字架福音复兴？

这又有日本文化“人造律法”为大的严酷的文化制度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保护下，这种人造律法非常有利于日本大陆法系体系的良性运转，非常有利于日本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因而在日本的现代化转型显现出了非凡的效果，从政府到民众，大多数人日本人对自己的文化是满意的。

事实上也因此，日本的宪政转型，不是底层抗争的结果，而是精英顶层设计和占领军强制化改造的联合成果。直到今天，日本社会仍然呈现高度财阀化。日本民族即便具备“耻文化”，很难形成基督教社会的原罪及重生行动。

自称基督徒的人尚且不愿与基督联合而被福音所支配，日本民族的整体基督化就必然只是一个幻想。

最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马太福音》有一段精彩对话，关于已经做了正确地做了信仰告白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的使徒彼得如何错误地信上帝：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马太福音16:21-28）

这样，基督徒啊，你必须确认万王之王耶稣是怎样地在十字架上爱了曾经怎样、如今仍然怎样的你，从而确认福音十字架的福音，背负十字架，用你的整个生命来见证这关乎救恩的信仰。因为，根据耶稣上述说法，是否愿意走十字架道路，实际上决定了你是否最终得救。

绝对不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绝对不是单单在灵里与上帝交往，而是身体与心灵一起来敬拜。

正如使徒保罗对我们所谆谆劝勉，“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1-2)。

但愿这样的学习有利于中国教会反思日本基督教的教训。（全文完）

公民沈阳，财经作家，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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