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中国教会的“更新”

以斯帖

朝鲜战争与中国教会的“更新”   

                                                                                                                                       

    编者按：吴耀宗是中国“三自爱国教会”的创始人。中共称他为“爱国宗教人士的典范”，而许多基督徒称他是“基督教的叛徒”。吴宗素是吴耀宗的儿子，他对父亲的一生有深刻的了解，在《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一文中回顾了父亲的生平，本文节录了朝鲜战争部分的记叙，以回顾反思朝鲜战争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北朝鲜称之谓“祖国解放战争”，中国称之谓“抗美援朝”，西方谓之“韩战”。事实的真相，由于档案的解密，己经大白于天下。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动了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朝鲜的金日成，以中共为师，要解放全朝鲜。经过密切协商，斯大林最后同意朝鲜领导人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中国出来支撑局面并争取战争胜利”。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计划周详的方案。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动突然袭击，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准备不足的南韩军队，毫无招架之力，一败涂地。三天之后，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就失守。值得指出的是，朝方事先并没有知会中方详细的作战方案和具体的开战日期，中方和美方几乎同时得到情报。就这样，匆忙参战，牺牲了几十万人，实际上只是为苏朝两方火中取栗。

以后，美军仁川登陆，战局逆转。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领导斯大林，指示中国介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70%是正规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苏联令中美爆发直接冲突，从中渔利，自己却置身事外。它所援助中朝的军事物资，并非无偿。中国欠了苏联数十亿美元，苏方不断催讨，1965年才还清债务。

中共利用“抗美援朝”，通过铺天盖地的不实宣传，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人民群众捐献飞机大砲，要求青年学子踊跃参军，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七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的指示》开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国人民对美国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仇视，敌视和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指示的要点就是“三仇”：对美国要仇视、敌视和蔑视。这是宣传的口径，也要将指示落实到全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早成立的三自就冠以“抗美援朝”三自革新。

这就是紧接而来的基督教三自革新和控诉运动的时代背景，充分说明了这些运动是积极配合了中共的方针和政策，是中共所直接领导的。父亲和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员只是主动或被动地执行落实这个指示。

控诉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有深远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由上而下，并没有广大基督教人士的心理准备和实际要求的运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的公私财产，受影响最大的是依赖美国津贴的教会、教会学校、医院及救济事业。为此，政务院在1951年召集这些基督教单位的负责人到京参加全国会议以求解决这个困难局面。会议要求与会者控诉美帝国主义，表明愿意割断和美帝的关系。这是个大是大非，严重的立场问题。这些负责人如何表现？且看沈德溶的回忆《在三自工作五十年》（1951年，父亲请沈担任《天风》主编。三自成立后，兼任办公室主任，以后是上海三自主席）。

“当时，全国性的负责人都编在第一小组，我作为《天风》的主编也参加第一小组。周力行（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也在笫一小组。会上，我亲眼看到各教派的头头对于'控诉'这件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有的平时口若悬河，此时却噤若寒蝉，有的则虽发言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小组会已开到笫三天，局面仍没有打开，周力行不得不声色俱厉地推动大家起来控诉，这使某些人确实感到了压力，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何去何从。当然，也有人对周力行的正言厉色耿耿于怀，以至于后来对人说控诉运动是周力行逼出来的要说'逼'也是有的，但那是当时‘大形势’的‘逼’，在抗美援朝的大形势下，基督教界还要抱着帝国主义的大腿，不转到人民这边来，行吗？”

以上是沈德溶的观点，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教会人士对控诉的被动、顾虑、徬徨。控诉运动，对父亲来说，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他早就认为基督教应该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1948年他发表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就表明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对其他教会领袖和广大教友来说，控诉来得突然，难以接受。

1965年9月23日举行了三自十五周年座谈会，发言的有陈见真、戚庆才、吴高梓、涂羽卿等人，都异口同声承认，当年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认识不足，对控诉运动有抵触情绪；从1951年起，虽然人事经济组织上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思想感情上依然藕断丝连。教会领袖的这些话，反映了大多数教徒，教牧人员的真实思想。

在控诉运动中，父亲的确认真贯彻政府的意图，出了大力。他要洁净教会，用耶稣基督的革命精神，来建立一个崭新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会。运动中，具体操办的得力人员是刘良模，韩文藻，沈德溶，施如璋，李寿葆等。他们都是隐蔽在青年会里的“左派”，自称是基督徒，实际上是秉承上面的指示，起到拆毁教会，而不是建立教会的作用。名义上，各个小组带头领衔的都是各教会的头面人物，实权则掌控在“左派”手中。如上海的学习与控诉这个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就是以陈见真挂帅为主席，真正的执行者是付主席刘良模、李寿葆和秘书长沈德溶。

控诉要求深入到各个教会，不留死角。过程是依照中共过去运动的典型模式：工作组根据掌握的材料锁定斗争对象 - 发动群众 - 检举揭发 - 控诉斗争。控诉统一了思想（反帝和接受党的领导），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来代替原有的、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领导。各地三自革新会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来。自从成立之日起，全国各地基督教三自，就在中共这个全能政权牢牢掌握之中。

在控诉运动中，刘良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刘是我们上海“青庄”的邻居（“青庄” 乃青年会同仁住宅之小区也。邻居还有江文汉、李寿葆、施如璋、黄培永(已故，陈崇桂女婿)、蔡昭修、计瑞兰(原父亲秘书)、张仕章、董显光等，早期还有陆干臣。) 刘是青年会事工组主任，抗战时热情宣传，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而闻名，后赴美。1949年秋回国后，就参加第一届政协。周恩来问他今后工作去向，外交部还是青年会。刘让组织决定。周遂安排他回青年会从事基督教工作。刘良模对教会并无感情。他的组织关系在中央，控诉运动后，他就一直在上海政协上班。

对控诉运动，官方的评价可以用罗冠宗的几句话来表达：“控诉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它揭露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运动进行侵略的严重罪行，使中国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教育，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觉醒”。运动的目的是“要对美帝养成仇视，敌视，蔑视的态度”，“对美帝表示不共戴天”，表面上看来，这个因政治需要而煽动起来的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敌忾同仇。

控诉运动中，会众中安排了耳目，随时注意新动向。运动后，教牧人员往往感到无所适众，言行小心谨慎，只求政治正确，避免讲创世记，避免讲启示录，避免讲“爱”。很多教徒都不上教堂了。他们说，平日已有太多的政治学习，不想再去教会上政治课了。

控诉运动不但清算了教会中崇美亲美，反苏反共的思想，也批判了“超政诒”，“爱仇敌”，“基督教立埸”等表现。总之，一切有违社会主义原则的都不宜宣讲了，一切不符合当时方针政策的证道，都可能与帝国主义挂钩。


今天我们在中国教会中，仍能够感受到六十多年前历史留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