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看历史，智慧识路程——从抵制圣诞谈起

祝福得救

诚实看历史，智慧识路程——从抵制圣诞谈起

                                                                                               

题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歌罗西书2:8-10）
“我们不过洋节！”几岁的小孩子异口同声的回答。“洋人”、“洋火”、“洋枪”等词语早已废弃了。口语中的“洋气”、“洋盘”等也已不再是原来的意思。“洋节”一词竟还不伦不类地在好些中国高校的大幅标语上“金光四射”，更在幼儿园小朋友、小学生的嘴里“井喷”。啧啧，看看城市孩子们、小伙子们洋气的生活，却硬塞给他们一个抵制洋节的概念，强制他们看宣传片，通告他们“谁过圣诞就处分谁”的禁令。这是什么逻辑呢？过节却被上升到“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高度、上纲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的宏大叙事。并生发出文化侵蚀论、崇洋媚外论、数典忘祖论等各家学派，更有甚者发出“圣诞没有快乐，只有仇恨”的疾呼，似乎不抵制“圣诞节”就“国将不国”。


2016年圣诞节就这样过去了，但这场“抵制圣诞”的闹剧、喜剧、悲剧似乎并不会就此消停。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中指出，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为此在元旦前的央视新闻联播里，特别说外国人包括持有外国国籍的华人不得在中国建立宗教组织，进行宗教教育……看来抵制之势必持续。且来剥剥洋葱，看看里面层层裹着的是什么。就如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他在年轻时和很多德国青年一样是盲目的地坚持要去激战正酣的地方，那儿死神拿着名单在打钩。由此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


怎么来剥洋葱呢？近代中国教案迭出，此伏彼起。“教案或称反洋教斗争。如果从19世纪50年代的西林教案算起，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共发生大小教案四百余起，平均每年有十起之多。这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孙占元）而义和团运动以后教案有增无减。1902年许佑身奏报:“交涉事件，教案居多，近年尤甚，办理愈难”。1905年吕海寰又奏:“近年各省教案棘手，动辄酿成交涉”。为何百年之后至今仍然冲撞不协调，如拆十字架，抵制圣诞等。“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传道书1:9）历史或许是一面不容错过的镜子。

在特殊背景下中国传教之路的打开

从基督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的马礼逊说起，1807年，他抵达澳门。来华之前，马礼逊就掌握了多种语言以及神学、天文、医学知识。伦敦传道会同意他到中国传教后，要求他经过两年多严格的训练和汉语学习。不久他来到广州，开始着手翻译《圣经》。今天耳熟能详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词汇都出自马礼逊的翻译。他如此殷勤地服侍，但他来华七年，和他的同工一起才让一个人信主；到他去世整整传教二十七年，也不过发展几个信徒。（有的说是八个，有的说是十个）足见要让中国人信主，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其开拓之工，与天主教耶稣会的圣法兰西斯·沙勿略齐肩。


那么，在中国的传教的路是怎样开启的呢？国家教科书上总说是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强硬攻破国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伴随而来。这种史说不但有些相违事实，而且让人深怀委屈、苦毒，难以去反省中国自身的积弊沉疴。中国称为“鸦片战争”的，英国称为“通商之战”。那时，英国才是像“穷疯了一样”到处做生意想挣钱。中国却正好闭关锁国，不跟任何国家“玩经济”。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英国和欧洲都是抢手货，英国的商品却卖不到中国。正对此愁得不行的时候，英国商人们敏感到一个市场点——中国人好抽鸦片，上至贵族王公，下到民夫妓女。他们没想到什么都不缺的中国，竟如此需要鸦片。可见当时大多中国人的精神空虚、衰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东亚病夫”之称就近似于老百姓所说的“鸦片烟鬼”。“东亚病夫”一词，最先叫“东方病夫”，出自上海《字西林报》于1896年10月17日登载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梁启超的翻译是：“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1796年，清政府又重申禁烟令，加重刑罚。但这时英国商人已相当了解中国，入乡随俗地学会了当年的葡萄牙人向广州的官员行贿，拉拢官吏，和中国官吏们勾结在一起做鸦片生意，将鸦片销售网撒向全中国，销售量迅速增加，白花花的银子倒流向英国。中国获得的却是越来越多的烟鬼、病夫。政府急了，林则徐的血气之举给人落下把柄和借口——管不好自家孩子，倒把别人的东西烧毁了。人家当然要找你说事索赔。鸦片战争由此爆发。


在签订《南京条约》时，清政府不了解国际法，并没认识这些条款对损害国家主权的严重性，反以为有许多便利，不失为一种较公道的解决办法。如认为划定租界，可便于防范外人，对中国人的扰乱可以较少；而协定关税使得中国税收实际上比较以往还有所增加，自己得到了实利……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签了约。还有一笔糊涂账就是西方人到中国游历和传教的条例。谈判时并没有太多谈及和同意这点，但因中国封闭太久，外语人才几乎没有，整个过程中是三个英国翻译主导的。允许到中国传教一条出现在附件里，清政府不懂英语，对中文也没有仔细看，签了以后才发现。英方翻译人员中重要的一个叫：马礼逊。乃是上文中那个马礼逊的长子。他爹的中文就好，何况他从小就滚在汉语语境。


清政府吃了哑巴亏，又下了一着臭棋，觉得《南京条约》还是丢了面子，就对国民秘而不宣。一方面英国人按约就有人来游历和宣教，而中国大众对此毫不知情。连很多官员都不知道，就有了很多这方面的冲突，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在广西传教，被西林县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事后还谎报上级从广西巡抚到总理衙门，称自己对此完全不知。这就是当时让人震惊的西林教案，后来冲突不断升级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发生在云南的马嘉理事件。当时总理衙是要求云南巡抚对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的马嘉理一行优加款待，岂料“先行进发的马嘉理一行在中国云南蛮允附近为边吏李珍国率部和当地士绅所阻，双方顿起冲突，马嘉理开枪打伤中方一人，中方随后将马嘉理及与其随行的几名中国人打死。”这事影响很坏，英国人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派员调查、赔款等一系列要求。清政府派出大员李鸿章前去解决，威妥玛指责说中方总是进行欺诈外交。李鸿章在调查之后也感觉确实理亏，在随后紧张的谈判中，李鸿章除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争辩，基本上满足了威妥玛的全部要求，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烟台条约》。此后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纷纷效仿，大感就像前些年的网络段子（或真实的故事）——那个在深圳打工的妓女向家乡的姐妹发回的电报：“这里人傻、钱多、快来。”

基督教的发展贡献与抵制冲突相纠缠

初期到中国的相当部分的宣教士身份都是翻译人员。他们要出来宣教是经过语言训练的，而到中国来经商的和政府打交道的都需要翻译。按着中国的思维方式，被欺、挨打的苦帐自然算在翻译头上。当然，任何地方都有败类，其中也有以传教为名来捞金的。但大多数是抱着为上帝得着这个古老国家的心不惜牺牲、远道而来。即便因此基督教得以进入中国，但要有效宣教却非易事。大多数中国人都急功近利。即便信仰若不带来现实好处，谁会要呢？发福音单张，宣传品等在其它地方曾证明很有效的传教模式，在中国非但行不通，还可能招来一顿白眼和暴打。无奈之中，前期的传教士在弃婴和贱民（为社会主流和宗族不容的人群）身上找到了突破口。还有一类是为得到司法帮助而来，中国人没有什么法律意识。西方人讲法，传教士又拥有“治外法权”，精通现代司法理念，能给穷人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后来的宣教工作越发向社会福利方面拓展：为鸦片烟瘾者提供戒烟所；救济饥荒；为孩子们接受基础教育而兴办学校；实行聋哑人教育；设立大批孤儿院；开办收费低廉的教会医院，麻风病院，为产妇接生的产科医院……因此培养了大批现代医生。其中最大成就是开办学校。除2000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业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天主教办的学校宗教课程占的比重较大；基督新教开办的学校则主要提供知识方面的教育，数学、法律、天文、地理、历史、化学等远大于《圣经》之类的课程。相应而生的编印汉英、英汉字典；汉语拼音；现代农业先进理念；女子留学等。传教士还有一样工作虽鲜有提及却对中国造福匪浅的：那就是传教士多方努力，他们看到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不断传回这样的信息和呼声——以鸦片牟利是全英国的耻辱！英政府终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停止向中国销售鸦片。1907年，中英双方达成了关于英国在十年之内彻底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协议。


到了1900年，中国基督徒总数接近100万人，其中80%为天主教徒。（天主教在中国增长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的宣教意识远浓于新教。二是康熙礼仪之争后，虽国家明令禁止，尤其雍正严厉禁教，但在《南京条约》之后原本处于地下状态的30万中国天主教徒活动起来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普世宣教浪潮全球高涨，东正教也开始在中国发展，基督新教加大力度。为怎样更好、更快的推进，有戴德生路线和李提摩太路线的不同，有重在社会福音还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争论。现在传福音的一些不同思路、做法，那时都有，甚至更丰盛和开阔。然而，传教士的这些工作开展得越多，冲突也越发加剧。五四运动之前，主要冲突者在官绅阶层，冲突表现为信仰、思想、文化、习俗等的相异，但背后实乃不乏名利之争，权益之争。“教案起因中民教双方对当地信仰空间、权力空间、生存空间等方面的争夺来展开。”（王光会的《空间争夺与晚清四川教案研究》）。该文中分析到：在传统伦理、神灵信仰、戏乐习俗等方面的信仰大相径庭，两者又不互相妥协，是争夺和冲突的因素所在。官绅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处于“上意下达，下意上通”的关键位置，理所当然地拥有管理基层社会的权威。而传教士挑战了官绅的权威，冲击了以地主乡绅为主导的经济链条，引起了在他们鼓动和影响下的民众反教活动。


故而“当基督徒越来越多时，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误会和敌意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加深了，敌意的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基督徒数量的增长幅度。”（人文历史学者熊飞峻的《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伤心梦》）这篇长文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到：“国绅士阶级对基督教的敌意除了文化冲突外，还有嫉妒心理在起作用。不仅占了乡绅的风光，更让乡绅不能容忍的是：传教士居然也为人师表！中国教徒在干旱季节拒不参加求神祈雨之类的拜鬼闹剧时，乡绅就一个个怒不可遏。于是乡绅阶级几乎是出乎本能地反对基督教，敌视传教士，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诋毁丑化基督教的群众运动。采用的主要手段不外乎造谣和中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先天缺乏“质证”的“思辩”的学识修养，对谣言不具备最基本的甄别能力，连最荒诞无稽的谣言也容易深信不疑。他们利用最淫荡和最没有人性的罪名来指控，其目的在于造成强烈仇视和憎恶气氛。”他们炮制的基督教滔天罪行：牧师们为了炼丹术残害怀孕的妇女，挖掉濒死中国教徒的眼珠；传教士的皮肤苍白，必须喝婴儿的鲜血才能维持生命，因此传教士才热衷于收养弃婴……那时公共卫生条件相当差，医疗条件很落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高。教堂收养的弃婴也可能无药医治而夭折。但这被杜撰出大量的教堂残害婴幼儿的谣言。由此煽动无知民众暴力攻击教堂，抢夺教产，殴打、杀害传教士和当地基督徒。

义和团运动与非理性、不自省的流毒

冲突频发的高潮为义和团运动。其人员构成复杂，前期多为白莲教、八卦教、清水教等教派成员，后有运输工人、商贩、手工业者、贫民等。因政府对此的态度不明，一些官军、士绅、贵族也参与其中。它的组织松散，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义和团大喊“灭洋“口号”，一路烧杀抢掠，捣毁学校、医院、教堂，见到洋人和华人基督徒就杀，凡认为与“西洋”有关的都恨不能尽行灭之，连家有洋书，戴眼镜的都不放过。“仅山西一省，就有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真实的义和团与火烧圆明圆》）而现在觉得很可笑的是慈禧太后相信了义和团“勇士”有“刀枪不入的法力”，在得到政府的默许支持后，他们攻占各国驻华大使馆。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大遭破坏、尤其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书记杉山彬。中国从春秋时期就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而当时不仅斩了来使，清政府还主动对各国宣战。所说的八国联军，实际上应该叫十一国联军。就是当时和清政府建交的十一个国家，共同组织的解救自己国家在北京使馆人员的一支部队。恶激起恶，这支部队到北京后有的国家明显就肆意报复和惩戒。而在刚过去的2016圣诞节当天，爆发性出现一个帖子到处转发，说圣诞节也叫狂欢节，来源是因为八国联军平安夜那天在丹东的烧杀淫掠而来的。哪怕国内的教科书，也没有写八国联军的路线经过了辽宁省丹东县。但就这么一点边都没沾的无厘头，却被当作真实接受，激起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仇视。


为何一个小小的帖子能激起千层浪？一部分和民众所读的历史教科书有关。所读过的历史教科书的编辑思路很明显：1、中华文化至高无上，悠久优越。2、外来文化邪恶有害。3、完全可以用专政和暴力去除文化思想里的邪恶。后来以革命的名义“破四旧”、“反帝”、“反修”的那种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各种动乱中的打、砸、抢也就不难理解，好像每个人里面的老虎一旦出笼，就没什么可控制。这种非理性、不自省的流毒生出的扭曲而荒唐的思维模式：反西方文化等于保护中国文化；抵制圣诞等于爱我中华，不过洋节等于扬我国威。以致于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至今没有深入反思，也就无法感谢基督教传播在中国的贡献，更不能自信中国文化可以吸纳他人之长，从而理智、宽宏而来面对当今的全球化合作。自古“学而优则仕”，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一些知识分子被当权所用。由此浙江温州教育局发文禁止圣诞节活动、湖南高校学生着汉服举牌“抵制圣诞节”、西北大学现代学院更采取一系列强制措施……此种心态和举动哪里能够做到习近平提出的“深入挖掘和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呢？

“非基运动”的冲击和至今需要回应的问题

福音的种子一旦撒下就要大大发生，虽然如此大的抵挡与冲突。但基督教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和贡献，远过于今日所能知道的。“故民国前后，有基督教背景的学人亦不在少，如洪业、林语堂、简又文皆幼年受洗；陈垣、王治心、谢扶雅、许地山、吴经熊皆信徒；杨宽晚年亦昄依天主，而徐松石为牧师，徐宗泽、方豪为神父，尤以神职而兼学人者。”（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岂止是学者文人呢，民国初期的代总统和七成高官均为基督徒，初期的议会成员中，基督徒的数量在60多人，占25%左右，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的福音传播就开始一马平川。1922年，继义和团之后，中国爆发了另一次蔓延全国、且规模更大的反基督教事件，是为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


它的发生有其国际背景，其反教思想和论证方式几乎重复了文艺复兴之后在西方的宗教论战。西方学者怎么反对基督教的，中国人这次不吝“洋为中用”，大量引用这些言论来攻击。同时它的中国特色在于激烈的争论：基督教对中国有什么用。基督教本身是什么，真理和教义是什么，这些并不重要，也没有兴趣去深究。心理的焦点在于怎样救国，怎样让中国强大，重获天朝第一的荣耀感。这种心理本质和早期传教的艰难本出一脉：对我有什么好处，来决定我是否相信。对于基督信仰重点不在于能不能相信，而在于有没有这个需要来相信。至今一些新儒家和所影响的稍有文化者，都认为中国人无论在伦理道德以至对宇宙人生的诠释方面，皆已全备，基督教无任何可加添置喙处。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其本质里的骄傲、自满、封闭，和一方面自称中国文化博大、包容形成有趣的反比。


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好解剖“非基运动”。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在1922年，第二是1924年始，至1927年为止。1922年计划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召开十一次会议。因《青年进步》及《生命月刊》的宣传，公开这次国际性的会议在中国举行。这宣传和报道很快引起了上海、北京一群学生的反应，他们发起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组织，言词激烈的批评基督教不合科学。对此，北京大学五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在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但这引起更大的反弹，爆发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在这种搅扰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却按照原定计划，于4月5日至9日在清华学校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基督与革新”，其中两个最令人关注的课题是：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基督教与战争。一边在开会，一边是“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召聚了一千多学生，并邀请社会上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发表演说反对基督教。到了1922年底，非宗教大同盟似乎销声匿迹，而非基同盟失去了往日的气焰。这场运动中，“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和青年团成员两种方式参与了这场运动”，“中共参与并在一定范围领导"非基"运动的行为，启迪了此后中共对待"非基"运动的态度，影响深远。”（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的《联共(布)档案所见中共与1922年“非基”运动关系辨析》）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社会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聚会受扰，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的食物供应都困难而被迫离开中国。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决定接手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当年的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非基运动”转趋暴力化。在这一阶段，无论中西人士都一致承认中国教会“要消除洋教的丑恶”，建立“本色教会”，完全成为中国的基督教。1927年，蒋介石展开清党行动，扫除异党分子及激进派，并大力压制各地的社会运动。虽然仍有零星的反教事件，但在不久尽被取缔。前后绵延五年的“非基运动”才告结束。


非基运动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参与人数极其众多。主要是以学术的讨论、笔战或游行演说的形式来表达。所有当时有名的学者：胡适、陈独秀、张君勤、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只有少数肯定宗教的价值。持不同政见和学说的知识分子，竟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被指为迷信、反科学、反理性。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上占有何种角色与功能”的问题，可再细分为三方面急需作出回答：一、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基督教到底是否为人民的鸦片？对中国人的生活有何贡献？二、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国人急于要的是国家的重建和富强。对此基督教有没有存在的地位，能在其中做什么呢？三、与西方划清界线，本色化的教会必须要建立起来。而在这种急攻猛打之下，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来回应。直到1930年以后，教会陆续做出反应，采取了一系列举措：1、教会合一，提倡不要再去为宗派、教义作无谓的争论，而是合一面对如此强烈的攻击；2、开展自治自养运动和华人传道工作，早在1877年的全国传教士会议上就提出自主、自养、有本地牧师的教会，是使基督教植根在中国的最大保证。中国信徒自发性的布道组织随之兴起。他们的布道工作足迹及全国、以至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帮助了不少地区教会得到复兴；3、推进本色化，将基督信仰与传统文化联上关系，尽量泯除彼此的歧异冲突和不必要的误解，主要在礼仪上及神学上两方面。4、面对教会如回应时代的处境和问题，这就包括社会改革和救国问题两方面，做出关连化的积极思考。

历史性的大课题让我们在历史中同心协力

什么时候纠缠争斗的历史才能不重演呢？借鉴历史，教会的合一极其紧要！基督教内部一些自以为正统的也抵制过圣诞节，学究地考查出圣诞节是从敬拜太阳神而来，其实也是道听途说，并没有做学问的扎实功夫。何况对节日的理解难道只看其表吗？上帝定日子、年岁、节期的心意是什么呢？诚愿同心合意面对挑战，谦卑地学习前辈，倾听神在当今的声音！昨天是中国传统的腊八节，基督教内又有人写帖子，腊八节源于佛教或祖先、神灵崇拜，基督徒不可过这个节日，否则就沾了异教的偶像崇拜。若是按着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他人抵制圣诞节也是理所当然的。若是这种封闭的宗教性心态，怎能像新约里的保罗那样有智慧地认识并教导是否吃祭物的问题。“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別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10:23-24）各人按着神所赐的信心而行，若为着传福音，和他人以此聚一聚，喝碗腊八粥，又有什么不美的呢。不要拘泥于“受不受割礼”这类形式、规条，总要通达十字架的道理是“因祂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以弗所书2:14－16）为什么在教内，教外都自己去制造纷争、误解、不和呢？我们究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是行事为人做了祂的仇敌呢？警醒，再警醒！尤其要警醒基督徒里面的委屈怨心。在现存的形势下，心理上把政府和抵制方当“西方列强”，自己是“贫穷、弱小、挨打的旧中国”，却并不反省自己为何贫穷、弱小，处处被动。前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历史，基督徒也当多光照自己。


1950年所有的国外宣教士从中国驱逐出去。接着中国教会也有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别。经过文革高压，七十年代末福音开始从农村复兴，九十年代转向城市。但在看似发展的势头中丝毫不容乐观。调查显示，近几年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量低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回头来看“非基”那段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基督徒也经历由文化取向的关怀到社会取向的关怀。从最初认定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就是基督本身，是基督那种勇敢面对罪恶、向恶势力挑战、热爱人类的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激发及鼓励国人去面对社会、改造社会。与此同时也大力关心本色化，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中国人的思想生活相调协，对此作的讨论很多。但经过“非基运动”后精神重建及本色化的讨论逐渐减少，为什么？不是问题已获解决，或有了成就；而是教会领袖已从这些问题的关注转到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基督教与革命等。比如吴雷川不再致力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是替基督教找革命的基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时急需的国家独立、富有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迫切的，迫切的需要又回到了文化关怀、精神重建上。并且这时又有了更加全球化的处境和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颠覆性冲击，以及冲击下的时代疾患：不是穷得无路，而是富得空虚；不是信息匮乏，而是思潮乱涌。


如今，怎样来因着基督信仰帮助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教会本色化问题仍然亟待解决，而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探讨也是不容错失和旁观的。否则抵制圣诞、拆十字架、加强管治、对立冲突一类的事势必越发高涨。对此何为呢？福音是做人的工作，是因着天国的降临而带来人从里到外的根本性更新，并盼望一个永不朽坏的国。从上述历史中看到哪些是抵制的主导者，原来和百年前并没有太大改变：官绅为主导，民众为跟风。抵制方是上升到文化高度和国家权益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中国从来都缺少希腊思想的土壤，喜欢去探究真理是什么，更不会像教父时代，普通人都津津乐道地讨论基督的神人二性。官绅没有兴趣来了解基督教究竟是什么，真义何在。为官的考虑是权益和工作。为绅的多认为中国文化优秀而饱足，不需要基督教来增砖添瓦，所以那种走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有相似之处、可融合的路线基本上是“热脸去贴冷屁股”。而跟风的民众骨子里的“仇恨意识”、“苦毒心态”、“功利主义”，怎样来转化更新，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短期的问题，也无法靠争论、分辨就足以得胜。“非基运动”时说得还少吗，反而被抵制方弄得自己话都说不起来。多么需要各行各业的基督徒在切实的生活中带出基督的馨香来影响生命，并在自己的专业上殷勤、尽忠，大有智慧能力。让国人看到、体会到基督徒给中国带来的“正能量”，这恐怕比口水战，争夺战要有果效得多。而教会如何本色化、关连化，回应攻击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助力，可以说更多是对教会领袖们的挑战：真的有国度的胸怀吗？有足够的智识和力量带领大家打通阻隔吗？且“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15）而非舌头上的恶战。历史性的大课题让我们在历史中同心协力。
作者简介：笔名:海夫。传道人、作家、诗人。籍贯四川，70后,现居成都。2007年2月信主，2010年8月开始讲台侍奉，传道牧会。 1995年大学毕业后到浙江教书，后在杭州电视台、浙江长城影视集团做编导、发行。2006年从杭州回居成都从事媒体工作，历任首席编辑、运营总监等。诗歌在《十月》、《星星诗刊》、《中国作家》等刊物有发表，诗作入选华夏出版社2008年《中国当代女诗人爱情诗选》等。2007年出版诗集《诗三百与字一个》，写有哲学散文集《生命与爱》，2012年自选诗集《活水》，2013年出版信仰文集《风随着福音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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