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G20峰会上提到的两名传教士

想念主恩

习近平在G20峰会上提到的两名传教士

                                               

G20是英文单词“Group 20”的缩写，它的前身是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的成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构成的G7。当时美国拉拢世界上最强的七个国家框定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规定美元为世界货币，任何外贸的活动都需要与美元进行折算之后再进行交易。由于美国的势力比较雄厚，因此美元的地位也相当稳定，每年的外汇都可以为美国带来源源不断地财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一时间G7无力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而不得不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吸纳已经崛起的中国与印度等十三个国家为G成员，从此G7变成了G20。迄今为止，G20的会议已经举办了11届了。这一届选在了中国杭州，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能力已经得到了G20成员的普遍认可。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习大大于9月4日晚上的晚宴中盛情发表了讲话，叙述了杭州与各国名人的历史渊源，其中以特别的篇幅提到了两个人，是与基督教有关的。

首先，习大大所讲述的第一个与中国有深刻友谊的是天主教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先生。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 (农历腊月廿一)来到中国北京传播基督教，而在之前的1583年，他其实已经在广东省的肇庆开辟了一个传教据点。因为教廷的原因，他不得不返回罗马，但是他心里一直心系中国，他亲自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于后来再次进入中国时将它献给了当时的明朝皇帝万历。在这幅气势磅礴的地图里面，他准备的将杭州标在了北纬30度的地方。期间习主席力赞他是第一个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带回欧洲进行传播的。在交流方面，利玛窦所带来的西方的文明科技在中国开始被得到认可，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了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大大提到的第二个与基督教传教士有关的人是司徒雷登，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我们以前中学课本被选为教材的、毛泽东主席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司徒先生。在那篇课文中毛主席是这样形容司徒先生的：“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将一个为中国付出一生的人写得像一只过街老鼠一样。他还写道：“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主席称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他对中国的爱是装出来的。

而这次晚宴中习大大作为中国的新一任主席，对于司徒先生的评价则完全是180度的逆转，称他是“被同化”的外国杭州人，对他的行为完全没有任何的批评，而是充满盛赞。司徒雷登是一个新教的传教士，在组织上隶属于美南长老会，他的父母带着一腔热血来到中国传教，并在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里面生下了小司徒。他的童年是在杭州度过的，因此他的口音中常常带有浓郁的杭州腔调。在杭州这个城市，他被当时的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他所主导建立的育英书院就是后来有名的之江大学。他把自己成为“一个中国人更甚于一位美国人”的人。他一直希望他死后，能够将自己的骸骨埋葬在杭州，只是政治的原因，这个愿望一直到2008年也就是他死后60年方得实现。

那从习大大的讲话中，我们似乎能捕捉到这样的一种声音，我们历史上所视为文化侵略的外国传教士开始被正名，他们不再是被称为侵略者，而是被称为开创者。如利玛窦开创了中国中西两方文化上的交流，司徒先生不再是那个“坐着发呆，想最后再捞一笔而无法实现”的帝国奸细，而积极地正面的被称作“中国的友人”，这一敌一友的巨大变化，标志着基督教开始被中国政府接纳，而不再是帝国主义我们的文化以及传统的害虫。中国基督教的正面性与积极性开始被党和国家认可。而在未来，我们看到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是荣耀的，不再是被妖魔化的和黯淡的。

G20会议中，世界的强国聚在一起，而习大大透露出这样一个信号，意在告诉国内外友人，中国已经从以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世界转变为客观求实的看待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信号，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福音的前景，在经济会议中提到的这几位外国友人在文化上的交流，似乎在暗示中国需要在经济繁荣的社会中沉淀人内心中的焦躁，而对于这两位的肯定（一个是天主教的，一个是基督教的），无疑是在肯定基督教所开展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宜的活动的作用是巨大的。

（本文作者系河南教会的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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