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为何那么容易被用来招摇撞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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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为何那么容易被用来招摇撞骗?

编首语：在现代社会所有公共话语中，“道德”一词最容易自欺欺人，也最没有文明效果。论到审判，“道德”远远没有法律来的明确和有强制力。论到宽容和善待，“道德”又不如爱心来得实在。

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普通法系，其经验足以证明如下三个基本逻辑事实：第一，司法正义应该成为这个国家主权决断的底线，绝不允许存在超出法律允许的权力运行；第二，法律条款之间，必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能在形式逻辑上互相矛盾，或者形成多样性标准，以至于丛林法则，以至于选择性执法；第三，这个国家的司法运行规则必须具有确定性和一致性，除了对政府及其官员、强大的经济集团等实行有节制的有罪推定，对广大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最终确立起一种充分保障普通人，尤其是弱势个体的自由权利的程序正义原则。道德话语远远不具备这么大的确定性、一元性和实体程序一体性。

世俗政治话语里的这一“法律”，在圣经里则为同义词“律法”。它们共享一个英文单词，law，也因此，当代的律师就是lawyer。圣经里最著名的law是摩西十诫。前四诫要人守住爱神的律法，不能在耶和华以外有偶像崇拜。后六诫要人守住爱人的律法，不要坑蒙拐骗，不要偷盗奸淫。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说，不但不能行，连想法都不应该有，例如恨弟兄就是杀弟兄，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是犯了奸淫。这远远高于“道德”的要求。

而在公共治理层面，正是在十诫的基础上，如今几乎全世界所有正常的国家，至少都竭力把后六诫转为法学话语，用以在爱中立法、在公正中司法、在严谨中执法。凡正常的国家，没有一个说靠道德来治理国家，而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更严格的说法是法律之上，宪法至上，程序正义。

而对具有肉身之父的任何一个人来说，完全遵守十诫中的任何一条规章，是想做而实际上完全做不到的。老雅各说得特别好，没有一个人能在诛心到极致的律法面前站立得住，“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那不怜悯人的，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雅2:10、13）。所以，最重要的来自上头的怜悯，这样，就可以在各种论断和审判中夸胜。这里说的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的义。

这一段是台湾的康来昌牧师所总结的：“上帝施之于教会团体（Gemeinde）的，是爱及彼此服事。这个国度中，不需强制力，人人平等（信徒皆祭司），唯一的权威是神的话。但即使神的话也不再是外在的律法。经过圣灵的工作，神的话内刻在信徒的心版上，套后来康德的观念，基督徒的自律（autonomy）与神律（theonomy）合一，而不再有他律（heteronomy）。”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论到男女夫妻之爱说，女人要顺服男人，男人要爱女人。保罗没有说，丈夫要以道德来命令或说服妻子顺服自己，妻子要以道德来命令或乞求丈夫来接纳自己。所以，基督教的夫妻关系不是三从四德，不是三纲五常，“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31-32）。律法所发出的怜悯与爱这一命令，如今被圣灵刻在了祂的男女百姓心里。

这样，正如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领袖路德所说：就外表行为而言，基督徒与一般好人无异。二者都以义为标准。本质的区别则在于，那就是基督徒内心有超越义的爱。这是圣灵非凡的作为。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社会来说，这种义爱结合是个人内心的，从来就不是集体制度的，更不是道德话语直接予以强制的。即便有制度，如要求奉献来济贫，那只能要求信徒，不能要求整个社会如此。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社会，理应是最公正最有爱心的社会。

与基督教社会相反，在古老的东亚大陆，这里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法律，也就不是圣经里所说的law。实际上，它们不是法律。它们以道德的名义摧毁真正的法律，建立起整体不公正。进一步地，东亚社会文化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政治的道德化上面，造成一种家国、道德法律、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浑然不分的政教合一局面。在这一事实上的丛林法则之下，制度性的、普遍性的运动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如此等等，比比皆是。

即便在家庭关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词汇也是“道德”。在实践层面，一再强调的不是“男权主义”就是“女权主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男人压倒就是女人就是女人压倒男人。在学校里，不是教师压倒学生就是学生压倒教师。在劳资关系中，不是老板压倒员工，就是工人压倒老板。不断地零和博弈，不断地囚徒困境，不断地假冒伪善，不断地道貌岸然。没有爱，一代又一代，直到下一代，习以为常，毫无反思。

换言之，招摇撞骗的流氓、那些无知的市井匪类喜欢当作冠冕戴在头上，以“道德”来自我标榜高尚无私。目的是达到芸芸众生对他们的衷心诚服和顶礼膜拜。在这些人那里，道德可以随意自我定义，只要不符合自己的欲望说就是不道德。与道德近乎完全相反，公正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正必须以确定性、一元性和实体程序一体性为基准。这样，市井流氓都会拒绝公正的确定性、一元性和实体程序一体性。

对道德论说的危害性，不信耶稣的文学青年鲁迅一针见血：几千年的外儒内法的单一制社会，几千年的儒释道生活方式，“满纸的仁义道德，实际上都是吃人的记录”。鲁迅先生疾呼“救救孩子”。他看到了真问题，给了错误的答案，却因为拒绝与耶稣联合、缺乏圣灵内住而活不出他们所期待的“真善美”。对五四一代文学青年来说，这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甚至在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政治实践效果方面，正如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美国联邦主义》（王建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一书中所说：“问题远不止对法治的破坏。付诸道德运动虽然偶尔是一种民主社会对集体行动的重要刺激物，但它对民主制度的存在带来严重的威胁。”

答案显然是超越道德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向审判夸胜的怜悯与爱，也就是十字架大爱本身，在圣灵的福音性伟大做工中，我们有自由有公正，有服事有舍己。

故此，我们当反思：“道德”一词，如何在罪性泛滥下，大规模地沦落为自欺欺人的公共话语。因此，打破“道德”成圣话语的蒙蔽性和欺骗性，这不单单是牧师们的神圣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呼召。

逻辑道理是如此简单：不认识到自己的罪，不愿意被赦罪，不愿意去寻求，law（律法，或叫“法律”）这个训蒙的师傅，如何引导我们走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又如何在上帝的话语和圣灵的联合做工中，使我们有基督里的新生命、新性情、新权柄、新使命和新命运，也就是愿意走十字架道路，从而让圣洁的新生命共同体有自由有公正，有服事有舍己？（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