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宗教自由（公元476-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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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宗教自由（公元476-1453）

2016-04-15 大卫·利特尔 宗教法治

               由于蛮族的入侵，中世纪始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在此之后，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督教会在建立后来被称为基督教共和体(respublica Christiana)的时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终表明，在不断的结构性变化中，先前罗马帝国东西方两部分，西欧的部分地区及拜占庭，由小亚细亚与地中海沿海的大部分区域组成。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将分别成为新帝国两个区域的宝座。

                 在此安排下，两个地域有着不同的理解，民事及宗教权力部门与现代思路并非完全不同，但是被视为一个共同的、包含一切的实体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部门。相应地，“剑”与“灵”，强制与信念，这些对于早期基督经验特别重要的对立概念仍然保留，只是伪装成其他形式。虽然灵性与政治权利仍然紧密合作，但是不同时期也时常表现出敌对状态，宗教权利与政治权利之间的激烈斗争。

                到了9世纪，西方的查理曼大帝获得成功，他自视为有力的教会领袖，把西欧不同的野蛮国家强化为一个中央基督王国。以政治力量作为传播、规范、保护基督信仰与实践的手段被认为是适当的。11世纪极致的体现了此做法，并且延续至13世纪，当教皇取代了国王，成为西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使用武力的最后决定权。结果导致了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武装入侵西方的基督徒及穆斯林控制区域。十字军东侵的目的除了把非基督徒改变为基督教徒，也意在恢复基督教徒的出身地，多年来隶属于伊斯兰征服者。教皇集权攀升期时，出现了严厉的宗教迫害政策，后来被称为“宗教裁判所”，此机构始于十三世纪，于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声势最为猛烈。

                这些政策并非未受到挑战，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提议一个强力但是有限制的良心自由教条。基于年轻的奥古斯丁确定的信仰与强制的不融合性，托马斯主张所有的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跟随良知的道德义务，即使此良知是错误的。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未曾接触过基督教义的大众，包括穆斯林与非基督教徒。但托马斯认为此原则并不适于基督教背叛者—持异端者与叛教者—这些人，与所有背叛庄重誓约的人一样，应该受到惩罚。这并不是建立政治或是民事“正确”以纠错，因为阿奎那争论，有害的良知导致罪恶的行为，例如，可能致使其他人犯下严重的罪行。阿奎那甚至把异端信仰比作假币，指出他们破坏教会正统信仰的公共美德。他希望在对质程序中，异教徒与叛教者可以回归纯正信仰。因此，阿奎那命令教会在把异端逐出教会、交给世俗权威前，首先训诫他们。

                到了14世纪，教皇至上的概念—教皇是彼得的续任者—在西方受到议会运动（Conciliar movement）的挑战。有些人主张代表委员会拥有教会事务的最终处理权。委员会的存在暗示着一个宪政系统，包括赋予普通大众及初级教会的一系列权利。议会至上者还强调进一步区分教会与民事政权，并且提升地方教会的重要性。在西方的基督教历史中，此运动从来只有极小的地位，虽然运动对将来的新教改革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最终，宗教自由的形态是它的发展结果。

                教会至上主义在东方基督王国取得更多的成功，虽然与西方的形式很不一样。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世纪基督王国的一对翅膀在11世纪分裂了，东正教分享了议会至上者主张的代表及政府磋商优先于教皇权威，但是他们启动的地方教会系统远远超前及超出其在西方发展的可能。此外，对于神权与世俗权力的差别则给予较少的注意。相反，持久的画面是一个统一的东正教领土主权国家，其中教会，当实践特别的精神职责，明确的对世俗政权卑躬屈膝。在此环境下，非东正教徒的宗教自由将不会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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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泉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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