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始末

新生儿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始末

                                                                       2015-10-09 拿细耳

                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基督教会经过短暂复苏，很快便再次陷入战火。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当时全国受洗基督徒有84万人（不包括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等独立教会的信徒），若将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和慕道者都包括在内，估计约有150万人；教堂约有7000所。

　      　一、 面对时局

　     　国共战争继辽沈战役之后，中共又于1948年11月同时展开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进入1949年，时局已日趋明朗，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指日可待。从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境遇中，我们可以窥见时局的瞬息万变，以及人们的回应。

　　    自48年12月北平被围以来，位于西郊双方真空地带的燕京大学（陆志韦代理校长职务）已停课一段时间了，圣诞节前虽然复课，但仍消除不了师生们的不安。学生分成40组，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及中共的《土地法》，以“认识新时代”为主题，充分讨论当前局势及其发展；同时，教职员也组成4个研究会，研究时事和新民主教育制度等问题。

　　   49年1月22日，傅作义将部队和平撤出北平，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1日，共产党军队进入北平。燕大尚有五、六百学生，新政府的工作人员暂时没有干涉燕大校务，并且表示愿意与众教授共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问题。3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董会主席兼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名誉董事长颜惠庆博士访问燕大，称该校因有外籍教授数人，特由当局派遣士兵数人“保护”。学校课程除资本主义经济观不许继续开设外，其余课程，一如往昔。当时，在燕大工作的传教士共有25人。同月，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写信给上海友人，述称中国基督教运动须重新检讨事工，以应当前的局势。不久，共有200余学生到政府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学习，为期半年，然后担任地方干部。

　　     改革似乎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教授们大谈“改革学制”；学生则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边疆舞、秧歌舞代替西洋舞，女学生不再涂脂抹粉，只穿蓝布大褂，男生不再见公子哥的样子，大家都愿意参加一些体力劳动。

　　      学校中的基督徒团契仍在活动，并时常与清华大学学生公社互相往来交通，彼此鼓励，获益良多，这样的联合为过去少有。此外，燕大团契还发行了《恩友》月刊，撰稿人有赵紫宸（燕大宗教学院院长）、王梓仲（华北公理会牧师）、吴耀宗（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戴文赛、骆振芳等，其中一、二期连载赵紫宸的文章，发表他个人对基督教会自立的见解。

　　    8月，燕大宗教学院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出台了改进计划，拟于秋季学年开始实施。具体内容是缩短学习时间，学生只要在两年期间，就可修完课程；但若要取得神学士的学位，则要在两年之外再修一年。如此，可以多训练一些人才，为教会服务。另外，增加了“基督教与马列主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从未开设的课程。教授们拟定了一个集体著书计划，第一部书拟定为1848年以后100年来基督教的进步。为何将时间界线划在1848年呢？原因是该年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年代，被视为在近代史上不能忘记的一年。而该学院所面对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是否可归并于大学系统之内。

　　     12月，燕大团契组织了一个“宗教生活学习组”，有20余人参加，目的是有计划和有组织地研究探讨问题。当时，他们讨论了两个问题：

           ①劳动创造世界与上帝创造世界；

           ②阶级观点——什么是上帝的爱？

　　     其实，在1949年各地绝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考虑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教会如何生存下去？举凡教会、基督教机构、学校、医院等等，其走向大致与燕大类似，从观望思考、表面形式上的改革，到心灵深处的革命。不论有意无意的，顺从还是抗命的，其结果早晚都是如此。也就是说，对“中国教会如何生存下去”这一问题的普遍共识，是改变自身的存在，于是大家纷纷努力在各个方面去适应新的时代。但几乎与前一问题并存的更为深层问题就是“基督的信仰如何在中国存在下去”，以吴耀宗为首的教内人士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二、 政协会议和基督教访问团

　     　1949年6月，吴耀宗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该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会、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同月，上海《大公报》以《基督教徒的觉醒》为标题，刊出了5位基督徒的来信，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这在广大基督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投书报纸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久，该报又刊登了5位读者来信，意见互有不同。这时，参加了政协筹备会议的吴耀宗刚好回到上海，记者请他就此争论作一总结。“指示基督教徒在现阶段应有的思想改造，及今后努力的途径。”

　　     于是吴耀宗在报上发表了《基督教的改造》一文，指出宗教信仰与宗教思想与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基督教新教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宗教革命时期，也就是工业革命的时期。工业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产生资本主义；宗教革命使罗马教里面的新生力量脱离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团体，变成一个同资本主义一样，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新教。无论在形式上或精神上，资本主义同基督新教都是一致的。”因此，新教与资本主义共生、共长、共荣、共衰。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国家所信奉的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督教，这些国家的传教士所传播给中国的，也是内涵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基督教。“中国教会在现阶段中，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西国差会直接间接的影响与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说中国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完全没有关系，那是与事实不符的。”他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文章又进而指明基督教今后改革的方向和努力的途径：“首先，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却是一件必须的事；其次，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再其次，基督教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它自己过去的历史，……面对这个历史，它应当忏悔，应当严厉地自我批评。在这个忏悔的心情中，它更应当进而认识现代的时代。基督教必须大彻大悟，让旧的躯壳死去，让新的生命来临；最后，基督教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

　　       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宗教代表共8人，其中基督教代表5人：吴耀宗、邓裕志（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刘良模（曾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张雪岩（《田家》社社长兼总编辑）。这5位是中共高层领导钦点的，日后成为教会的领导人和改革的推动者。他们宣称并不代表全国基督教团体，所代表的是基督教里“与大会思想相同的一派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他们“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力量的联系。”

　　       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使得广大宗教界人士松了一口气。吴耀宗在发言中表示“我们宝贵这个自由，我们也决不辜负这个自由，或滥用这个自由。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力量，把宗教里面腐恶的传统和它过去与封建力量、帝国主义者的联系，根本铲除。”

　　       然而在当时的基督教内部，对这5人没有经过选举产生是否有资格代表基督教出席会议，多有不同意见和争论。且要让吴耀宗、刘良模跳过当时存在的各种教会组织和结构，去推动一个革新运动，实在是困难重重。于是，在政协会议后，以政协基督教代表为主体，另邀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派代表，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于49年年底奔赴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华南5区，共18个城市，传达政协会议的经过和成就；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宗教工作的政策；促进各地区教会领袖与政府当局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当时，各地教会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苦难，如有的教会经过战争尚待恢复，有的教堂被占用，教会工作被干涉等等，希望访问团能向上反映寻得解决之法。访问团虽向各地政府作了反映，并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目前所遭遇的苦难是暂时的。困难的所以发生，大部分是由于基督教本身的错误与弱点，即使这些困难的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干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这个偏差也是有着客观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主要也要由基督教本身负责的。”

　　       1950年4月，访问团抵达北京，21日在灯市口公理会召开座谈会，各地来京的与会者反映了不少当地的困难，希望访问团上有关部分反映。5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接见了他们，其间吴耀宗受众人委托，写就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内容涉及肃清基督教中的帝国主义力量，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发还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并提出各地干部侵扰教会的100多件个案，要求政府正视宗教问题的处理。

　　      周恩来的立场可谓十分坚决，他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中国教会“必须肃清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团体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周恩来的上述观点，代表了中共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影响甚为深远。

　　       周恩来的谈话对吴耀宗等人的震动相当巨大，意识到基督教可行的只有彻底洗心革面，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否则其它根本无从谈起。事后吴耀宗恍然大悟地说：“周总理所作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

　　        三、 《三自宣言》及签名运动

　　         于是，吴耀宗对《初步意见》进行了修改，更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定稿打印后送交周恩来，呈报政务院批准。一个本来是请求政府解决问题的意见书，变成了一篇对外宣言。因其起草和发表并没有经过当时教会广泛的讨论，并不能代表基督教会的立场，为了获得广大信徒的信任和支持，吴耀宗邀请40位有名的教会领袖以个人身分共同作发起人，于1950年7月28日，将《宣言》连同征求签名信寄给全国1000多位基督教领袖。

　　       《宣言》全文如下：

　　     “基督教传到中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在这100多年当中，它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但是，不幸得很，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现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这一个空前的事实，是不会甘心的。它们一定要用尽千方百计，企图破坏这个既成的事实；它们也会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它们挑拨离间，气体在中国制造反动力量的阴谋。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我们发表了下面这个文件。我们愿意号召全国的基督徒，为实现这个文件所提供的原则而努力。

　　      总的任务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基本方针

　　     ㈠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

　　   ㈡   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

　　   具体办法

　　   ㈠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凡仍仰赖外国人才与经济之协助者，应拟定具体计划，在最短期内，实现自力更生的目标。

　　   ㈡今后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在宗教工作方面，应注意基督教本质的深刻认识、宗派间的团结、领导人才的培养和教会制度的改进；在一般工作方面，应注重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劳动生产、认识时代、文娱活动、识字教育、医药卫生、儿童保育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当时教会内部确有不少人反对这个《宣言》，其代表者为基督教协进会于1950年10月在上海召开第14届年会，会务委员会主席缪秋笙认为宗教是超政治的，教会合作团体最好处于超然地位，不直接参与政治性运动。与会的一些代表拟通过一份《告全国信徒书》来抵制签名运动，以宗教立场来谈三自革新，针对吴耀宗等所发起的宣言提出不同意见。但却没有人愿意出来草拟这份文件，遂被搁置。

　　   早在9月23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宣言》全文，并把第一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教人士的名单公布出来。并发表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鼓励信徒响应宣言，“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是一个“蓬蓬勃勃的改革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的基督教获得新的生命，改变中国人民对于基督教的观感，因为他们使自己的宗教活动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划清了界线，而不互相混淆。”从此，9月23日，即《人民日报》发表《三自宣言》的日子，就成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

　　      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于是，签名运动在全国势不可挡，自50年8月至51年4月的8个月内，签名者达18万，占全国基督徒的18%；据1954年最后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共有41万7千多人。

　　    四、 三自革新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路向南推进。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全面击溃北方军队。10月9日，中国派遣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这对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产生巨大影响。

　　       此时，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反美情绪高涨，基督教再次被指责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早在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第7届3次全体会议上声言：“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郭沫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和决定》，具体方针是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医疗机构或由政府接办，或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救济机构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接办；宗教团体，改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政府对他们的自立、自养、自传运动予以鼓励。同时，政务院颁布《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有关机关、团体依法向政府登记，并报告其工作及经济来源和使用情况。

　　     1951年1月5日，吴耀宗等26位基督教领袖发表了拥护政务院决定的宣言，表示这一决定“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并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基督教革新任务的完成。”“我们本着爱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心理，不但可以完全脱离美帝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经济关系，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在新中国人民的基础上，建立更健全的、更能为新中国社会服务的基督教事业。”

　　       同月，教育部和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拟定了处理方案。2月12日，由美国津贴32年的燕京大学，被教育部接收；圣约翰、东吴、岭南、华西、金陵、之江、齐鲁等大学先后于51年内由政府接办。（后于1952年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大部分被接收的教会学校被分别并入他校，如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文、理、法科各系并入北大；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同时，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也由政府接办。当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曾因此宣称：中国“‘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历史博物馆。”

　　     在接收教会学校、医院的同时，51年年初，3000多位西方宣教士离开中国，仅剩400至500名，到了52年底，便所剩无几了。

　　     1951年4月16至21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基督教代表有154人，分别代表了31个宗派和26个团体。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彻底肃清100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在华进行文化侵略所带来的影响。信与不信都要爱国，都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派。要求中国基督徒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控诉大会，自觉清算帝国主义的影响，控诉过去的同工。成为日后全国控诉运动的样板。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基督徒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国家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拥护《共同纲领》、政府的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运动，检举潜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份子，在各地教会及团体中积极展开对帝国主义份子和反革命败类的控诉运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地开展学习运动，提高信徒的政治认识。比起一年前的《三自宣言》，这个《联合宣言》更推进了一步。

　　       会议还产生了基督教全国性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选出吴耀宗为主席，他正式成为中国教会的领导人。4月25日，三自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普遍展开对潜伏在教会内部之帝国主义分子及败类之控诉运动”的决议。其实，早在筹委会开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文章，表示要将北京大会的控诉经验推广到全国基督教团体中去，基督教“应该协助政府来肃清潜伏在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

　　         然而，三自筹委会发出“搞好传达，搞好控诉”的号召，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关键在于耶稣基督曾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为此，吴耀宗专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控诉不只是论断，它也是审判，是定罪。似乎控诉是和耶稣的教训背道而驰的。”但他认为并非如此，“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控诉却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马太福音第23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他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他也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

　　       于是，全国各地教会纷纷举行控诉大会，截止1952年9月底，在全国各地124个城市中，共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控诉大会169次。控诉内容涉及美国传教士如何控制利用基督教破坏中国基督教的爱国运动；煽动基督徒以“超政治”或追求“属灵”来反对共产党；宣教士蔑视中国文化、看不起中国教牧人员；宣教士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控诉中国教会内追随美国宣教士，甘心充当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败类。当时缪秋笙所作的“美帝怎样通过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颇为有名，他揭露了解放前美帝加强控制国际基督教组织反苏反共，离间教会与共产党的关系，以“奋进运动”应付新局面；解放后如何暗中操纵协进会破坏三自革新运动，排挤教会进步人士，以停止津贴要挟协进会照他们的旨意办事。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下，有些控诉分析上纲上线，帽子大得惊人；有些控诉打击一大片，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等等。留下了很恶劣的影响。

　　       与此同时，各地教会在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的领导下，进行了爱国主义学习，通过办三自革新学习班、学习共同纲领、听报告、参观展览会、观看电影等形式，使教牧人员认识到三自革新运动的必要性，培养一批骨干份子，在各地教会中主导三自运动。自1953年8月开始，所有牧师、传道人都要参加教牧人员学习班。

　　      要培养积极爱国的教牧人员，神学教育是不可忽视的。建国初期，全国共有五、六十间神学院，1952年11月，由华东的13所不同宗派的神学院合并成立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从国外归来的丁光训担任院长；1953年4月，华北7个不同宗派的神学院又联合成立了燕京协和神学院。各神学院必须设立各种政治学习课程，且必须参加党及政府号召的政治运动。

　　       此外，基督教出版机构也是不容忽视的存在。1951年3月，中央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基督教出版会议，制定了数项原则，主要规定所有基督教出版社必须以反帝、教会自治为原则，宣传爱国主义，拥护政府政策，以及不再接受海外资助。另外决定成立一个基督教出版社的联合组织——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负责统一发行工作，由吴耀宗任总干事，负责委派有关人员审查教会出版物。到11月，基督教期刊杂志由建国前的136种，减至24种，其中只有7种是向政府注册的。

　　        五、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三自革新运动仍遇到一些阻力，一些持守基督信仰的教会领袖视三自主要领导人如吴耀宗等为主张社会福音的“现代派”，甚至指斥他们为“不信派”，因此拒绝和三自筹委会的领袖合作，拒绝参加他们的组织，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其代表人物是王明道，他连续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真理呢？毒素呢？》、《我们是为了信仰！》，对“不信派”进行尖锐的批评。一时间各地家庭聚会猛增。

　　     面对这种局面，1953年7月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处联合召开“上海市基督教教会团体工作人员会议”。以进一步划清正当的宗教信仰与利用宗教进行阴谋活动的界限，阐明政府对正当宗教信仰与假借宗教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之间的不同政策，澄清上海基督教内部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进一步推进上海基督教反帝爱国的三自革新运动。会上华东宗教事务处罗竹风处长作了讲话，指出基督教存在的“混乱现象”包括①少数人不认真学习，甚至逃避学习；②有人公开的或隐蔽的，直接的或影射的讲些反动道理；③医病赶鬼，危害人民健康；④教派之间互相攻击；⑤秘密的家庭聚会增多；⑥强迫信徒捐款，变相剥削。罗处长最后希望基督教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目前存在的混乱现象，选择正确光明的道路。

　　       此次会议之后，三自筹委会连续在上海举行4次座谈会。继续揭发所谓的混乱现象：“有个别传道人为了不参加学习，不进行三自革新，就把自己的教会转为家庭教会；有些传道人在家庭聚会上大发反动言论；有些传道人攻击其他教会，说别人不得救，只有自己才是得救的，又说有形的教会是魔鬼的教会；有些家庭教会自施圣餐，自收奉献，俨然成了不挂牌子的礼拜堂；有些人借祷告医病为名，骗取信徒财物等。”

　　      三自革新运动进行了4年，为了总结4年来的工作，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三自筹委会于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232人出席了会议，代表62个教会和团体。会议的前7天，完全是政治学习和讨论，政府有关领导就目前形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宗教政策问题分别作了报告和讲话。

　　     7月28日上午，吴耀宗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肯定了四年来工作所取得的成绩：①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②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③全国信徒通过三自革新运动，提高了反帝爱国认识，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④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的气象。

　　      至于今后的方针任务，计有7个方面：①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②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③继续在全国信徒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④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⑤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⑥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肃清帝国主义毒素，传扬纯正福音；⑦贯彻爱国爱教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

　　     他表示为了消除教会内部因“三自革新运动”名称引起的顾虑和误解，以及为了明确今后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的性质和任务，建议已成立的领导机构名称，由“三自革新”改为“三自爱国”。

　　     经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告全国同道书》，对三自革新运动的提法作了重要修改，将“革新”二字改为“爱国”，即三自爱国运动。其理由为“在反帝爱国的基础上，我们应当进一步促成中国基督教所有教会、所有信徒的大团结。为了团结，我们要存心谦卑，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用爱心与耐心彼此帮助，弃绝任何阻碍团结的门户见。我们知道三自革新运动就是我们基督教进行反帝爱国运动的具体内容，绝无改革信仰或改革教会制度的意思。但是‘革新’二字容易被人误解为宗教改革或干涉信仰。这就影响了若干同工同道参加我们的反帝爱国运动。为了加强团结，为了消除不必要的顾虑和误解，为了明确今后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我们认为不必拘泥于运动原有的名称，我们全体同意把它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根据上述精神，新成立的基督教全国机构，就称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选举产生了139位委员，吴耀宗当选全国三自主席。“三自会”正式成立。

          （PS：本文摘自《中国基督教会史》第三章：福音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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