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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专家,是中国免疫学奠基人。
他为中国生产了自己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卡介苗和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他生产的疫苗曾广泛服务于二战联盟国。
他曾成功遏制1950年华北大范围的鼠疫,拯救千万人免于死亡。
他曾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成功分离出沙眼病的衣原体,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他被公认为世界“衣原体之父”,他曾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是真正的疫苗之神。
但是当国际沙眼防治组织要将他推荐为诺贝儿奖候选人时。
他已经含冤而死二十多年。
他就是汤飞凡,一个被中国人遗忘的瑰宝。
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当记住他的故事,今天的悲剧只不过是汤飞凡悲剧的延续和恶果。
-01- 投医报国
120年前的今天,汤飞凡出身在湖南一个望族,不过他出生时家道中落,父亲靠开馆来维持生计。
汤飞凡童年时目睹了无数父老乡亲死于贫穷和疾病中,这种苦难让他无法忘怀。
15岁时,汤飞凡考入甲种工业学校,准备学一门技术来报效祖国。
两年后,宣教士、教育家胡美博士(Edward Hicks Hume)和颜福庆创建了湘雅医学院(现在全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这所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背后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宣教士胡美博士是由耶鲁外国传教会派遣,而耶鲁外国传教会的建立是因为一个人的死亡。
他就是耶鲁大学创始人耶鲁.胡耶尔(Elihu Yale)的后代耶鲁.皮特金。
皮特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于1888年进入耶鲁大学并成为一个宣教士,皮特金结婚不久后便来到中国宣教。
1900年,皮特金在河北保定被义和团残忍杀害,死的时候只有31岁。
他的殉道让很多耶鲁大学学生悲痛,但是他们没有报复中国,而是成立了耶鲁外国传教会来更好地帮助中国。
这种信仰之下的饶恕和爱让中国人无法理解,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各大知名院校、医院都是宣教士用血和泪创办,这真的很让人寒心。
因此湘雅医学院的名字取自湖南简称“湘”与Yale谐音“雅”。
胡美博士也是怀着信仰办学: 在最强大的基督教影响力和最高知识、科学标准下开展教育和医学工作。
这样的医学教育自然吸引了汤飞凡,他毅然离开甲种工业学校,成为了湘雅医学院的首批学生。
刚开始,汤飞凡的英语不过关,幸好他受到恩师颜福庆的帮助而得以快速提升。
△ 颜福庆: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远赴耶鲁深造 语言能力过关后,汤飞凡艰苦学习7年获得医学博士。
当时学校治学严格,很多学生被淘汰,毕业时只剩下10个人,汤飞凡就是其中之一。
学有所成后,很多同学要拉着他要开业行医,他断然拒绝:
“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他继续出国到哈佛深造,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
优秀的汤飞凡获得哈佛的橄榄枝,学校给出各种优渥条件要将汤飞凡留下。
此时,汤飞凡收到恩师颜福庆的来信,信中颜福庆开诚布公,告诉汤飞凡中国医学院教育和中国学生迫切需要他。
最终,汤飞凡毅然回国,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开展研究,他当时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沙眼病。
沙眼病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很陌生,可是在那个时代,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中国沙眼发病率更是高达55%,而沙眼病让无数人眼盲,一辈子活在黑暗中。
当时,日本人野口英世宣称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当汤飞凡按照野口英世的论文进行严谨实验时,他发现野口英世是错误的。
这激怒了引以为傲的日本人,汤飞凡顶住压力潜心研究三年,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获得国际同行的极大认同。
野口就此从日本教科书里消失,汤飞凡成为日本既痛恨又不得不佩服的中国人。
-02- 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中阻断了汤飞凡对沙眼病的研究。
战争瘟疫让无数人丧命,后来中国成立中央防疫处,汤飞凡则拒绝了英国的橄榄枝,成为了防疫处的主要负责人。
别人用枪和子弹抗击敌人,汤飞凡则用高超的医学和疫苗来拯救中国。
二战时期,中央防疫处成为盟军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防疫供给中心,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 汤飞凡一家三口
-03- 世界“衣原体之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远离了战争和动乱,汤飞凡得以继续研究沙眼病。
他和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张晓楼共同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进行分离实验。
可是均告失败。
后来汤飞凡转变思路,抛弃通用的病毒分离方法,终于在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获得了成功。
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 显微镜下的沙眼衣原体
张晓楼激动地催促汤飞凡赶快发表研究成果,出于谨慎,汤飞凡没有立马发表。
而是用自己眼睛做实验试验了研究成果。
确保没有问题后,TE8得到推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沙眼病发病率不到6%。
-04- 被“流产”的诺贝尔
1957-1958年,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汤飞凡很快分离出了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
正当汤飞凡的研究工作要走上巅峰的时候,1958年中国爆发了政治上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汤飞凡变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骑在人民头上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的卖国贼。
更有甚者,有人用恶心的言语中伤他与实验室某女同志有不正常关系。
1958年9月30清晨,汤飞凡不堪受辱上吊自杀。
文革时候,恩师颜福庆也在迫害中在上海病逝。
就这样,我们自废武功,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疫苗之神。
2003年SARS肆虐中国时,专家预言:由于SARS的特殊性,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时间。
而一位多年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感叹道: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被中国人忘了,但是却被外国人记住了。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 维基百科中1957年科学界发生的大事,在生物学一栏中有三项,其中一项是汤飞凡及其团队,而前两项均已获得诺贝尔奖。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现在看来,李约瑟还是不懂中国人。
1980年代,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汤飞凡颁发沙眼金质奖章,来表彰他的贡献,可是他们不知道,汤飞凡已经去世了二十多年。
而张晓楼却几乎享受了汤飞凡留下来的全部荣誉,并被无数人歌颂。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汤飞凡才得到正名。
可是,或者出于遮羞,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关于汤飞凡的宣传很少,今天他仍然被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
而野口英世却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新版日圆上还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这是我们的悲哀!
遮羞和遗忘是我们一贯的小聪明,却是今天悲剧的重要原因。
过去,我们将宣教士从中国现代教育、医疗、科技中抹掉,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建立大国自信。
岂不知,我们抹掉了感恩,我们抹掉了虚心,我们更是把陶造现代文明的信仰从我们的近代史中抹掉了。
于是,我们别了司徒来登,踢走了洛克菲勒。
燕京大学变成了清华、北大,却没能培养出更多的大师。
协和医学堂变成了北京协和医院,却再也没有往日的医疗水平。
湘雅医学院并入中南大学,又岂能培养出下一个“汤飞凡”。
今天,我们的小聪明又一次上演。
因为我们已经自废武功,美国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将很多疫苗技术低价甚至免费赠送给我们。
我们不仅决口不提别人的帮助,甚至硬生生把别人的真疫苗玩成了假疫苗。
倒是义和团的无脑、暴力和慈禧太后当年向八国宣战时的无知、傲慢,我们都学会了。
动不动就要骄傲自大,动不动就要吓尿别人。
幸好,芯片就像过去八国联军一样给了“慈禧”大大一巴掌,不知道这次中兴的赔款会不会又变成若干年后课本上的“辛丑条约”。
今日我们落后的医疗、泯灭的良心、暴戾的脾气,难道不是从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开始的么。
当汤飞凡含冤而死扇动了蝴蝶的翅膀时,若干年后,假疫苗就打入了无辜小孩的体内。
这是何等的讽刺!
愿上帝怜悯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民主、法制,更需要悔改、良心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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