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以斯帖

科学与信仰水火不容吗？     

                                                                                          

不少人认为，科学是基于事实的，是客观、真实、可靠的，而信仰则是出自心念，是主观臆测和不可靠的。因此，追求科学者必须扬弃虚无飘渺的信仰；虔信上帝的人则无法搞科学。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者尖锐对立，不能兼蓄包容。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条强有力的依据。第一是中世纪的教会对天文学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逼害，表明信仰对现代科学的阻碍作用。第二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怎　可能接受神用泥土造人的说法呢？我过去视这种观点为天经地义，现在却有了新的看法。

教会对哥白尼等人的迫害被当作教会因循守旧、反对科学的佐证，深深地印在许多人心上。大陆《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哥白尼》，是我国一位著名老科学家写的。文中说： “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的学说，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上帝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文章的结尾是，“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1。文中的观点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是颇具代表性的：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就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哥白尼、伽利略受到压抑和迫害是事实，但从这一事实中导出的这种结论却有待商榷。对这些事实的经过及诱发因素，作较详细的了解和公正的分析，有助于澄清问题。

日心说的确立历经了漫长的时日。地心说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首先倡导的。由于他有许多“理由”，所以地心说雄踞西方科学界、思想界一千多年，直到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发表《天体运行》一书才受到挑战。在哥白尼思想的影响下，泰革(Tycho Brahe, 1546-1601)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哥白尼式的地心说：地球以外的行星都绕太阳转；但太阳及其行星都绕地球转！泰革的助手、德国天文学家凯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用归纳法分析泰革二十年积累的数据，提出了 “行星运行三大定律”，支持了日心说。同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 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星体，看到许多前人未见的现象，也支持日心说。但是，直到牛顿 (Isaac Newton, 1642-1727)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日心说才从理论上被确立2。

庄祖鲲博士在《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载于《海外校园》第二期）一文，对日心说与地心说争论的实质，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哥白尼是第一个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但他本人并未遭受什　迫害，因为他有意在临终前才将他的书印妥出版。长时期来人们以为他这样做是怕受教会的迫害；近代历史学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不是教会，而是那些持亚里斯多德宇宙观、坚信地心说的天文学家。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中就有一名枢机主教和一位基督教（新教）的天文学家。身为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则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第二，真正受到迫害的是伽利略。他于一六一○年用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后，当即受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攻和教廷的警告。但因他的一位朋友继位成为教皇乌班八世，他便有恃无恐地于一六三二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结果他被定罪，被软禁在意大利弗罗伦斯一座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庄文指出，伽利略被定罪的主因并不是日心说（对此他事先已私下取得了教皇的默契），而在于他对教廷权威的挑战。他坚持认为神同时用《圣经》和大自然启示自己，因此《圣经》中有关自然现象的经文应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大大激怒了一直拥有解释《圣经》的最高权威的教廷，被定罪就在所难免了。

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中，有人攻击他是异端；后人中也有人以为伽利略支持日心说，表明他认为《圣经》有错误。伽利略本人，对此都有明确的回答。他说：“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 他又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3!

我个人认为，伽利略受迫害的主因是否是日心说并不十分重要。当时地心说被科学界和教会人士普遍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并非是《圣经》的启示，而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是当时人们坚持的理性主义思潮的结果。《圣经》中根本没有关于所谓地心说的论述，连一点这方面的暗示也没有。所以，伽利略的受害与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无关，乃是当时统治教会的人的失误。与伽利略同时代的天文学家凯普勒同样公开支持哥白尼观点，但他却未遭到任何迫害。因为他住在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即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天主教鞭长莫及。伽利略和凯普勒的不同境遇是很能为基督教信仰在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上的无辜申辩的。所以，日心说对地心说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错误的科学观的胜利，是正确的科学观对天主教教义中的错误的胜利，而不是科学对基督教信仰的胜利。

毋容讳言，一些科学家歧视、误解基督教信仰和《圣经》，确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有关。除了哥白尼、伽利略事件外，金新宇博士在《科学与基督教》一书中还列举了一些例子。比如，爱尔兰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根据《圣经》中人类的家谱推算说，神造人发生在公元前四○○四年，但《圣经》中并没有这样说；当避雷针被发明时，一些教会曾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不敬，打雷时应敲教堂的钟；一八七○年当莱特主教（Milton Wright）访问美国一所基督教大学时，对该大学校长的“我相信在未来五十年内，人能像鸟高飞天上” 的预想大为震惊：“能飞翔天空的只有天使，请你千万不要再提此事，不然你就会亵渎神了！” 但三十年后，正是莱特主教的两个儿子发明了飞机，在美国北卡州的上空飞行。……金新宇指出，过去一些教会领袖对科学缺乏认识，怀有成见，以为科学是反对《圣经》的，因此科学与基督教之间便有了不必要的鸿沟4。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随著现代科学的兴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们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否定造物主的存在；他们崇尚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以为科学是认识真理的唯一方法；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一切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客观实体，不承认任何超然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孕育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迅速崛起，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整个科学界、思想界。他们以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向基督教信仰和《圣经》提出严重挑战，酿成了科学与信仰两军对垒之势。

“五四”运动时期，先驱者们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进中国的同时，把“科学主义”也引进了中国。至此，我国许多知识分子都把科学当作认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被科学证明了的才可信；一切不能被科学证明的皆可疑；所有不合科学的，不是假的就是错的。他们虽然欣赏《圣经》的道德准则和基督徒的品德，但因神的存在及神迹奇事无法被科学验证，故不能接受基督教信仰。

由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期，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的支持，《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至今不可动摇。可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对峙中，迷惑者、困惑者却不乏其人，笔者就曾是其中之一。如果进化论是真理，《圣经》必为谬论。如果进化论是科学，创造论必然反科学。如果唯有科学才可靠、可信，基督教信仰必然不可靠、不可信。这是我过去深信不疑的逻辑推理。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当人们对进化论的立论、根据作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后，就不难发现进化论一直面临著理论上、实践上的许多难题，并不是科学真理，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现代科学的许多重要发现都支持创造论而不利于进化论。这些，在第六章〈进化论与创造论〉中将详细讨论。

如果不是因一些神学家的失误和一些科学家的武断，越过自身的领域和能力彼此干预的话，科学和信仰的和谐一致本是显而易见的。神藉著大自然和《圣经》启示　的奥秘，科学则是研究神为大自然制定的各种规律。从根本上说，科学与《圣经》应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据盖洛甫统计，前三个世纪的三百位著名的科学家中，百分之九十二是神的信徒，其中几乎囊括了人们熟知的所有大科学家，如牛顿、焦尔、欧姆、法拉第、孟德尔、巴斯德、马克士威尔、蒲朗克、爱因斯坦等。在当今，各个领域的杰出学者、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也不乏虔诚的基督徒。事实胜于雄辩。虽然一些科学家、甚至一流的科学家仍不信神，但盖洛甫的统计清楚显示，科学和信仰是完全可以和谐、一致的。

所以，认为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的观点，虽有一定事实依据，而且在当今的知识界相当流行。但此种观点流于表面，并未触及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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