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 忏悔，中国最稀缺的精神资源
头条 | 忏悔，中国最稀缺的精神资源
2016-01-27 今日基督
来源：铸剑为犁 微信号：linjian0903
铸剑为犁：“这个世界上，有三本《忏悔录》。卢梭《忏悔录》面对的是大众，多的是控诉，少的是忏悔，他面对的是那些攻击他的人；托尔斯泰《忏悔录》面对的是他自己，他是他自己的上帝，他要通过忏悔来走向道德完善，忏悔成为他的工具；独有奥古斯丁面对的是上帝。真正的忏悔，是承认上帝的存在，转离罪恶，归向神。”
忏悔，中国最稀缺的精神资源本文选自：齐宏伟《丰盛的筵席》
忏悔为何如此稀缺？
这两年，高层“打虎拍蝇”的反腐风暴成为街头巷尾大家议论纷纷的话题。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少受审高官要么把自己的受审看成是蒙冤受辱，要么把自己的贪腐看成是外界引诱，要么怪罪亲人劝阻不力，要么埋怨组织把关不严等，很少有发自肺腑的真诚忏悔。
2014年12月25日，琼瑶起诉编剧于正抄袭案在北京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定于正的《宫锁连城》侵犯了琼瑶《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判令被告方停止侵权、于正向琼瑶道歉、被告方向原告方赔偿500万元等。其实此前，早有100名编剧联名讨伐于正。而连连抄袭的于正自己不仅不道歉，还多方狡辩，更不见丝毫忏悔之意。
忏悔，已成中国最稀缺的精神资源之一。
不只中国，在日本也是。
不少日本人面对“二战”的侵华事实，不仅无任何忏悔，反百般抵赖、死不认账。
这大概和东方文化传统有关。
《菊与刀》的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曾以“耻感文化”来总结日本文化，以“罪感文化”来总结西方文化。这说得比较浅显。其实，更进一步，要看到“耻感文化”面对的是人，“罪感文化”面对的是上帝，因着这两者所面对的对象不同，带来的结果也就不同。
与此同时，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一幅新作近来在英国被发现，反不被国人注意。这幅新作的名字叫《奥古斯丁》。
▲卡拉瓦乔《圣·奥古斯丁》（1600）
我就是从奥古斯丁才知道“忏悔”一词。他的《忏悔录》在西方已经成为自传的代名词。
中文“忏悔”一词其实来自佛教。“忏”来自梵语“忏摩”之略译，乃“忍”的意思，即请求他人宽忍己罪；而“悔”，则是陈述己过、自申罪状。这种陈述常伴随诵读戒条和立志改悔等。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所使用拉丁文“忏悔”一词，原意更近于“承认”和“颂赞”。（奥古斯丁“忏悔”应为“悔改”，详情请看小编往期文章《忏悔与悔改的区别》）
对佛教来说，忏悔重在“我与它”，这里的“它”指自己的罪过，我对它有弃绝和改悔态度。当然，立志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而奥古斯丁用“忏悔”则重在“我与你”，也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在这一承认己罪的过程中，他会更深地发现上帝的赦免之恩和救赎之情，从而良心深处生出平安和喜悦，当然也就充满了感恩和颂赞之情。
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
这也就不奇怪，忏悔在中国之稀缺首先在于忏悔所要面对对象之缺失。真正的忏悔所要面对的是上帝，是根据上帝的律法来省察自身，是心灵深处的对话。而在中国和日本，既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又难有对神圣标准的认同，自然也就缺少了真正的忏悔精神。
俄罗斯大作家屠格涅夫说：“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他没什么好怕的。”无法无天这一说法，反过来更对，无天便无法。道德道德，“天道人德”。上帝和律法之不彰，常导致良心之不醒和灵魂之不敏。
奥古斯丁的心路历程
当然，奥古斯丁也并非生来就愿活在一位无处不在的上帝面前。他不愿因上帝而拘束自己，哪怕他内心深处其实知道上帝一直都在。承认上帝的存在意味着放弃生命中的堕落与挥霍。这种堕落与挥霍以一种虚假的自由诱惑着他，又时时折磨着他。
他在《忏悔录》中坦白自己过去一方面耽于情欲，跟女人同居，甚至都有了私生子，却不愿结婚，而另一方面又醉心哲学，以哲学、宗教和学术为精神鸦片乃至得利工具。他不顾母亲苦劝，信奉摩尼教达九年之久，后又倾心于新柏拉图主义，同时又在虚无和纵欲中徘徊。后来，他学成归乡，以修辞学授人，后辗转罗马、米兰等地，遍觅快乐而不得，常为名利而施教。
奥古斯丁为何一度如此钟情摩尼教？
摩尼教在中国被称为明教，此教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善恶二分，光明之神和黑暗之神不断斗争，黑暗战胜了光明人就会堕落，因此不应怪罪人自身。
这似乎解答了奥古斯丁当时的困惑。
因为根据基督教的看法，这个世界由上帝掌管。但为何世上充满了罪恶和空虚？罪恶到底从哪里来？人的欲望为什么特别倾向于犯罪和堕落而又有深沉内疚？若欲望来自上帝的创造，人为何更倾向于犯罪而不是过圣洁生活？
奥氏初时无法在基督教获得答案，能从摩尼教中得到解释，他自然如获至宝，也认同摩尼教视物质为邪恶的观点。
当然，现在的人们刚好相反，视物质为大善，视灵性为赘疣。
（灰色部分可略过……）后来，奥古斯丁才明白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有，但其所造万物都是有，却不是绝对的有，也不是绝对的无，它们是有，而不是上帝那样的自有，世间的善因此也就不是至善，只有至善不能朽坏。但如果万物没有丝毫善的成分，便也没有可朽坏之处。“因为朽坏是一种损害，假使不与善为敌，则亦不成其为害了。因此，或以为朽坏并非有害，这违反事实；或以为一切事物的朽坏，是在砍削善的成分：这是确无可疑的事实。如果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因为如果依然存在的话，则不能再朽坏，这样，不是比以前更善吗？若说一物丧失了所有的善，因之进而至于更善，则还有什么比这论点更荒谬呢？因此，任何事物丧失了所有的善，便不再存在。事物如果存在，自有其善的成分。因此，凡存在的事物，都是善的；至于恶，我所追究其来源的恶，并不是实体；因为如果是实体，即是善；如果不能朽坏的实体，则是至善；如果能朽坏的实体，则必是善的，否则便不能朽坏。”虚无不是绝对，不是实体，恶同样如此。
所以，罪的产生是背离上帝、背离至善的结果，是后来产生出来的而非上帝创造出来的。人的错误在于把罪责推给环境或灵界，而不愿自己承担，于是就倾向于把罪和恶当成实体，好为自己的放纵找借口，这正是摩尼教的根本缺陷所在。
因此，奥古斯丁反省说：“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什么坏事我没有做过？即使不做，至少说过；即使不说，至少想过。”他感叹没有上帝的生命不过是挥霍。人应该为主动逃离至善所犯下的罪恶负责，因为这是自身自由意志砍削善的成分。
奥古斯丁这种绝对与相对的区分非常了不起。人是一种必须要拥抱绝对的活物，但世间又无绝对之物，这就注定了人要么忍受没有绝对的虚无，要么制造虚假的绝对陷入偶像崇拜的深渊，要么弃绝一切相对去真诚面对唯一绝对者。
然而，这谈何容易？
人宁可绝对化这相对的自我，也不愿承认绝对者自身的绝对性。
所以，理智上的明白并不自动带来意志上的委身。
后来，奥氏很为那些散尽财产跑到埃及沙漠中的修道者所感动，也深为安布罗修斯主教的讲道所打动，也很敬佩那些守贞洁愿者，但他自己，却迟迟不愿步入信仰者之列。他求上帝拿走他的肉欲之乐，但不是现在。
直到386年，他在米兰花园中听到神秘歌声，拿起《圣经》读到《罗马书》第13章第13—14节，认定这是上帝对他讲话——“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
这有点不可思议。
但信仰有时候就有点不可思议。
信仰入门之法
这也关乎信仰入门之法。
一般人认为信仰是理解了再信。但奥古斯丁认为这样的话，人的理性就比上帝高。《圣经·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奥古斯丁深以为然，他才坚持说：“信仰就是相信你所不理解的，然后作为信心的回报，理解你所相信的。”
这正是奥古斯丁作为震铄古今的原创性思想大家对希腊文化的超越。奥古斯丁曾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但希腊文化无法解决理性与信仰的难题。柏拉图《美诺篇》中，美诺问苏格拉底：美德和真理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如果是后天学到的，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美德和真理呢？若真理和美德是天生的，你为何说不出来，而且何必寻找和学习？而你找真理，则说明你没有真理，你也不认识真理，你既然不认识，那怎么找呢？——“苏格拉底啊，你当如何探究未知？以何为前提？如果你已获知，你如何知道这就是你以前所不知道的？换句话说：倘若不知真理为何，如何确知自己得知真理？”
这实在是希腊哲学所能提出的一个最好问题。但希腊哲学却无法真正解答。对希腊哲人来说，他们用理性来判断一切，不知不觉把理性和逻辑当成了上帝。可偏偏理性和逻辑只是工具，自身根本不是上帝，它还需要另外的标准来运用和判断。所以，真理的标准问题就成为一个大难题。后来有聪明哲人想出用实践法来检验真理。这其实是一种逃避，很多时候有用和好用并不见得就是真理。
希腊哲人高尔吉亚干脆说：“第一，无物存在。第二，物如存在，也无法认识。第三，人即便认识了，也无法说出来告诉别人。”
于是，一开始的高明追求到最后竟变成了彻底的怀疑主义。
而奥古斯丁引进启示和信仰观，解决了怀疑主义的危机，不只对他自己大有裨益，对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都起到了力挽狂澜、拨云见日的作用。
所谓“启示”，原来的意思是“揭开面纱”以显示自己。对奥古斯丁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只来拯救人的灵魂，也以活的真理来拯救人的理性。真理来找人，而不是人找真理。这样，真理就像光一样照亮了世界。但人为何就看不到真理呢？那是因为人自身的肉欲以罪中之乐诱惑人，而沉沦的理性又把自身当成了真理，另外，人也会因着自己的恶行而不愿来靠近光。人多么像坐在井底的青蛙，居于幽暗，不见光亮，视力退化乃至丧失，就像深海的鱼，哪怕到了太阳底下，也还是看不见什么。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已经习惯不了光明。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肯定人凭着理性和意志可走出洞穴，因为对他来说善即知识，恶即无知，人只要受了启蒙有了知识，就可趋善避恶，人有一种“灵魂转向的技巧”。然而，奥古斯丁却没这么乐观。他发现人很多时候，深知为善却无力去行，深知为恶却偏要去行。人之罪并不只源于无知，更源于骄傲。
信心，是医治骄傲的良药，放弃自身的自主理性，转向上帝的主体理性，才是唯一出路。这一转向，带来理性在信心前提下的正解而非误用，自然可发挥到极致而不堕入骄傲和自我中心。
《忏悔录》第十到十三卷，正是奥古斯丁理性回归之后的极致发挥和酣畅运用。他追问时间、记忆、永恒，探究宇宙本源和人生奥秘，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在启示的光照和信心的前提之下。这也构成了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
理性，一如浪子，曾经迷失，如今回到真理的家园，那就尽心竭力来为真理服务。马丁·路德说，在没有归信前，人的理性是人皆可夫的娼妓，一旦归正，则成为贞洁新妇。这话可算是对此经典之作的最好总结。
“但愿信仰一定要走在理智的前头，这本身就是理智的原则。”
奥古斯丁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如此说。
忏悔与你我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就会发现，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忏悔其实是失迷理性的回归，沉沦意志的归正，放纵情欲的守束。一方面，因有所敬畏，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因有所回归而欢呼、称颂和喜乐。这时，人回归人之所是，心灵得到释放、慰藉和平安。
《忏悔录》中有大量文字来描述这种心灵由被掳到释放，由挣扎到平安的经过，奥氏更以祈祷的形式来记载，其实这更是书中精彩部分。甚至他如此深沉的失母之痛也在上帝那里得着真实安慰。这段文字历来也为人称道。
跟心灵深处这种欢呼、喜悦相比，世人的看法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这是本灵魂之书、心灵之书。
相比之下，卢梭的《忏悔录》多的是控诉，少的是忏悔，他面对的是那些攻击他的人。他要在书中努力证明自己并不卑劣，他的任何问题，其责任最终在社会而不是他自己。正因为缺少高贵的忏悔气质，卢梭一再为自己扔掉五个孩子的事实强辩。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指责贵族们的不人道和他写出指导别人怎样教育儿女的《爱弥儿》一书。
而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面对的尽管不是社会，但也不是上帝，而是他自己。他是他自己的上帝，他要通过忏悔来走向道德完善，忏悔成为他用的工具。在他看来，天助自助者。这比卢梭令人敬佩得多。但跟奥古斯丁比，托翁内心深处的挣扎并没真正减轻，反而越发激烈，这最终导致他晚年出走——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总结一句，忏悔的关键在于你面向谁？卢梭面对的是大众，托尔斯泰面对的是自己，独有奥古斯丁面对的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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