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1. 爱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国文学家爱迪生氏，早岁肄业牛津，曾漫游欧陆；所著诗文，感人至深。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曾说“如果你要想写好的英文，浅明而不精俗，高雅而不浮华，那你当日夜诵读爱迪生的文集。”有一位替爱氏作传记的人说：“在天才的作家之中，就其对于社会贡献而论，实在鲜有在爱氏之上者。”爱氏生平的文章，大都见于《观察报》上(TheSpectator)，惟爱氏还有未完的著作，名为《圣道实证集》(EvidencesofChristianReligion)，此外还有许多圣诗，散见于各教会刊布的圣诗集内。
爱氏尝撰论攻击无神论者(EssayonInfidelityCondemned)说：
“一个无神论者，是无可原谅的，因为他的作为是自误误人的。”
“来世的盼望，乃是我心灵上得安乐的秘诀。因为这个盼望，可使我觉得宇宙格外美丽，人生倍增欢乐；复使我消遗一切忧虑。只要我着眼于永世里的快乐，则一切眼前的失望、不幸、疾病、痛苦，乃至死亡，甚至比死亡更不幸的事，都不足使我介意，因为在永世里，是没有忧愁、痛苦、疾病、死亡的。”
“我必须宣告，我对那种不信天堂地狱，不信上帝审判，赏善罚恶的人，实在无法信靠他们……近年无神论者已遭遇重大的打击，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已被赶出他们的堡垒，有些人已退为自然神论者。大多数的无神论学者，都是因为缺乏道德教育，对于宗教问题，完全没有研究。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所谓无神论，实乃愚妄无知的别名。”
“愚妄无知，乃是无神论的基础，他们所据的柱石，只是他们的‘自作聪明’，以及故意抹煞将来审判的虚骄精神……其实真神的启示，已有确切的见证，凡有耳能听，有目能见的，都无法推诿，无法不信。道成肉身和救主受难，这些重大的道理，使我们认识上帝对世人的大爱，亦使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邻舍，乃至我们自己。……用简单的例证来说：
(一)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试问还有什么其他更强的动机，可激动我们信靠上帝，敬爱上帝的心呢？
(二)主耶稣基督既已为我们每个人死，我们还什么理由不爱我们的人类，甚至最低微不足道的人呢？
(三)主耶稣既是教会的头，我们是祂的肢体，我们如何可以不追求圣洁呢？倘使无神论者对于这些道理，能加以慎思明辨，他们又何至再刚愎自负，为非作恶呢。何至再用他们无稽的妄想来蛊惑大众，扰乱社会，毁灭道德呢？”
爱氏又在其它论文中说：“伦常道德，如无宗教，乃是冷淡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意味的。”“真正宗教，和真正德性，才能令人心地活泼快乐，并能达到至高的境界。”
爱氏一生致力文字工作，其主要目的乃在教人敬畏真神。他在临终的时候，还要借着他的死作证，来达其崇高目的。因他的继子华伟克爵士(LordWarwick)，还没有悔改信主，他特别把他召来，为他作最后的见证。其子到他的床前说：“你此时召我来，我想你必有所嘱咐，我当谨守，视为至宝。”爱氏紧握其手，慢慢地对他说：“我要你看，一个基督徒临死的时候，有何等的平安！”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2.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
苏格兰文学家卡莱尔为一石匠之子，早年敏慧过人；当其肄业爱丁堡大学之时，即已开始写作，表显他的文学天才，不久即驰誉文坛。卡氏不仅著述丰富，而且文笔流畅，深刻感人，思想独到，故能自成一家。著有(一)法国革命，(二)腓特烈大帝传，(三)帝勒尔传，(四)英雄与英雄崇拜，(五)过去与现在等书。
卡氏事神敬虔，关于属灵的事，非常郑重，论到圣经，他极力强调说：
“那是一本崇高神圣的书，乃是人人必读的书；其道圣洁，其言信实，其文佳美。人类的命运如何，上帝对世人的旨意与作为如何，凡此人类切身重大的问题，自古至今，人未得到解决；只有圣经能给我们答案，能令吾人平安，与神和好。”
关于圣经一书，对于人生奥秘解答之完满，对于人类生活影响之重大，卡氏又说：
“圣经乃是独一无二的书，使人类几千年来，得到真理的亮光，得到德性的培养，而且对于人生最奥秘的问题，得到圆满的解答。这虽不能验诸于表面的感觉，但已借先知启示，但是信而有证，凭着灵性的眼，必能望见其福果。”
“人类如无基督圣道，人类生活必十分非悲惨，而且必趋灭亡！”
论到基督教的至尊至善性，他又说：
“基督圣道，好比北极明星，永远发光，黑夜愈深，地上愈暗，其光愈大！”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3. 柯立兹(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英国文学家柯立兹为湖上诗人之一，出身剑桥大学，为人富理想，曾有乌托邦计划，因贫不能实现，遂漫游四方。刊有诗集
(一)AncientMaeiner(二)Christabel……等，富有极深哲理，颇受文坛推崇。柯氏的作品，在强烈的宗教思想，对于基督教的价值和影响，尤时多发挥，例如，他说：
“我深信圣经乃是上帝的默示，因为圣经一书含有最深奥的道理，天下没有一书，可与比拟。”
“无论何人，如能精心研讨圣经，便能使其作品，自拔庸俗。”
“如果人类对于圣经没有深刻的了悟，则其智慧道德，将失其崇高的作用和目标。”
“人类与禽兽，不能等量齐观；即使最野蛮的人，也比禽兽为优越。”
“儿童如能受到宗教的教育和薰陶，必能脱离一切粗鲁张狂的习性。”
“千余年来，圣经对于人类学术文化科学法律的进步，施以有德性的陶治，实为一潜在的推动巨力。以往圣哲贤人，以及历史事实，都可为有力的见证。”
柯氏于晚年，曾从他一生丰富的经验来加以回顾，并发表其感想说：
“我回顾既往，实觉幸福美满，我有康健的身体，我有治学的能力，我有忠信的亲友的帮助；但是我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幸福，是人间一切福乐不能相比的，那便是我能作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4.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文学家狄更斯早岁家贫，父因债务入狱，以擦鞋糊口；稍长，为律师雇工；二十一岁，充某报访员，以观察所得，偶作杂记，旋竟大受读者欢迎，渐露头角。嗣佳作名著，相继问世，遂成名家。所作有(一)双城记(TheTaleofTwoCities)；(二)大卫.科波菲尔(DavieCopperfield);(三)老古玩店(OldCuriosityShop)；(四)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cholasNickleby)；(五)雾都孤儿(OliverTwist)；均脍炙人口，我国亦有节译本。
狄氏对圣经一书，非常重视：当氏去世前一年，他曾在其家书中对他儿子说：
“‘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马太七12)，即使人家幸负你，你也不可灰心，宁人幸负你，你不可幸负你的救主，不可违反祂的教训。我特意把圣经放在你的书包里，因为这是世界上公认的一部最好的书，里面有最好的教训。你的哥哥离家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训勉他们；不要随从世人的教训，唯当遵循圣经的指示。’”
“基督教美妙的真理，是从耶稣来的，我要郑重地嘱咐你、提醒你，倘使你衷心遵行祂的道理，你便不致遍离正路。”
“每日朝晚，常于祷告中得到安慰，从未间断。”
狄氏维护圣道，非常热烈，对于当时假冒为善的人，攻击尤不遗余力，凡读他著作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对基督教有坚定信仰的人；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有浓厚的基督教的观点和意味。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5.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德国文学家歌德精通数国语文、作诗，兼长戏剧小说，家道素丰，曾任律师。狂欢运动时，因作《柏力欣根》(GotzVonBerlichengen)一剧，声名扬溢。后因恋爱，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沉痛感人，传诵一时，并译成中文。一七七五年，被聘入魏马尔(Weimer)侯廷，望重一时。晚年作《浮士特》(Faust)戏曲两册，我国亦有研究，并极力尊重。歌氏曾强调说：
“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歌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在《与爱克曼论道集》(GespracheNitEckermann,371，March11,1832)，中有一段说：
“我深信福音乃是绝对的千真万确的记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人格崇高伟大的光辉，都从福音里放射出来，这种光辉是神圣的，只有从真神上帝才能表现出来。”
歌氏又信灵魂不灭的真理，曾曰：
“我完全相信，灵魂是不能毁灭的，它是在永恒里长存的。好象太阳，我们在夜晚，虽不能看见；其实它在另外一个世界，仍是光芒万丈，照耀人间。”
在歌氏临终之前十一天，他对爱克曼(Eckermann)承认他相信基督教是确实的真道。在最后临终时他又作自白说：
“我们不知应如何感谢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人类在科学文化上无论如突飞猛进，都绝不能超越那福音书里所显示出来的，基督教的崇高精神。”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6. 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
爱尔兰文学家戈德史密斯之父为牧师，家道清寒，早岁卖文为生，曾在爱丁堡大学医，惟以诗文成名。著有《威克斐牧师传》
(TheVicarofWakefield)，系书信体裁，详述英国风俗，共百十余篇。
戈氏作品，无论诗文，都能感人以深。司各脱爵士(SirWalterScoTT)曾说：“戈氏的写作，有一贯的宗旨，便是要揭发人类罪恶，提高人类德性，而且确能达成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实堪称为英国第一流的作家！其名著《威克斐牧师传》，不仅在文学上，有其价值；对世道人心，裨益尤大。”
戈氏深信上帝创世的工作，乃有一整个的计划，他说：
“我们只能看到祂作为的一致，美妙和确实，无论从大处小处来看，都是这样，这实非人智所能测度。关于上帝对于人类护理的奥秘，不是一个哲学家可以解答的。上帝对于世人，一视同仁，不分轩轾，无论幸与不幸，富或贫苦；如属神的子民，其最后的归宿，都要得到同一的福乐、同一的盼望。”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7. 雨果(Victor M.Hugo 1802-1885，我国译作甚多)
法国大文豪雨果，年仅十七即从事著作，深恶古典文学束缚思想，力主思想自由，遂为浪漫派首领。雨氏于诗文小说戏剧，均多名著，综计戏剧有：(一)克林威尔剧引，(二)国王游乐，(三)爱娜尼(Hernani)，(四)安琪乐(Angelo)，(五)吕勃拉(RusBlas)等，诗有：(一)沉思，(二)秋叶，(三)心声，(四)天罚，(五)光与影，(六)薄暮之歌，(七)世代之歌等。小说则有：(一)巴黎圣母院，(二)海上劳工，及(三)悲惨世界(LesMiserables)。雨氏亦关心国事，曾充国会议员，拿破仓第三称帝，亡命国外，拿氏败亡，重返故国；适普鲁士兵围巴黎，竟投笔从戎，执干戈以卫社稷，死后国葬，极备荣哀；有“奥古斯丁第二”之称。
雨氏深信灵魂不灭，曾著论竭力维护他的信仰说：
“一个如果要永死，那生命便毫无价值。……我深深觉得有将来的生命，那好像一棵树砍掉以后，却仍发出新枝嫩叶，更有生气。不信的人，以为灵魂是依附身体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肉体虽然越来越衰老，我的灵命却越是更辉煌。五十年来，我用散文、诗歌、历史、哲学、戏剧、小说、讽刺，各种方式，表达我的思想，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表尽我千分之一的思想。一旦我进入坟墓，我只能说：我已做完了世上的工作；但我不能说，我已结束了我的生命。坟墓不是此路不通的死巷，乃是一条引导前程的大道；正如黎明以前的黑暗。我的工作，正是方兴未艾；人类渴慕永生，即是永世的证明。”
雨氏对于上帝的存在有坚定的信仰，他的著作也有强烈宗教意味的小说。唐纳氏(R.P.Downes)在其所著《HousewiththeImmortals》一书中说：
“史塔佛氏(M.PaulStapfer)在其和雨果的回忆录中记着说，有一次在饭后谈话中，雨氏发表一篇长论略谓：
‘无神论是何等的可怜，卑微和可笑啊！因为上帝乃是明明存在的。我对上帝的存在，比我自己的存在，更觉真实。如神许可，给我充分的时间，我至少每隔四小时，必定祷告一次。我每天朝晚必定祷告，那是我定规的功课，如果我在夜间步行，我必祷告。我为什么祷告？第一是求神我力量；因为，我虽有是非之心，但深知我的缺陷，我没有力量抵挡罪恶。但是上帝在四周围绕我，祂在支持我，我们在祂里面，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徒17：28)。万物都是藉祂而造的！’”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8. 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文学家约翰逊博士早岁肄业于牛津；二十八任伦敦君子杂志(Gentleman'sMagazine)记者，文名始著。后独力编辑《英国大辞典》，那年得皇家奖金。一七六四年，组织文学会，成文坛泰斗。著作除《英国大辞典》，还有(一)西方群岛之旅行，(二)诗人传，(三)伦敦，(四)阿比西尼亚的王子等。
约氏对于基督教有极坚定的信仰，他说：
“基督教是绝对不怕疑反对的，愈加考验，愈经诘难，她的真理，愈是颠扑不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人物，起初反对基督教，但是经过严肃考虑和彻底研究以后，便归依基督。例如大法学家格罗休斯(Glotius)，是一个十分尖锐的世界知名人物，凡事要追究证据，决不肯轻易盲从任何宗教；但是结果也信了上帝。大科学家牛顿，当初也是不信，以后笃信不疑。”
约氏曾说：“倘要明白道德责任，首当承认宗教的必要；因为所谓道德，实乃上帝的意旨。”
有一次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许多文人，不信上帝？”
他立刻答复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研究圣经的内容。”
当约氏临终之时，有一位青年对他作最后的探访，谈到宗教问题，约氏用十分严重的态度对他说：“青年人，吾一生研究，稍负时望，现在不久就要见我的造物主，请你虚心接纳我的赠言：你一生一世，当天天读经！”
在其逝世前几天，他又对候尔(Hoole)说：“我奉劝你诵读圣经，多多默想，不要丢弃圣经，嗜读小说。我对圣经没有充分研读、读经也没有十分专心——此乃我一生十分遗憾的事。”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9. 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
罗斯金为英国文艺批评家，出身牛津大学，著作计有：(一)近代画家，(二)威尼斯的石头，(三)建筑的七盏明灯，(四)终局，(五)无价值之伦理学，(六)金河王，(七)自传等。
据一位文艺批评家说，罗氏乃是一位极有创造思想的人，他极力抨击当时文艺的虚妄，他的作品，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哲学思想。他的观察非常精细深入，好像一位戴着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人，他的文章又生动有力，感人至深——“他仿佛使读者戴上镜片，如读其文，便觉自然景物、花木云霞，更为美丽。”
罗氏对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之庄严美丽，非常欣赏赞美，在他的作品里时时表露他崇敬的思想，正如他说：
“圣经对于欣赏自然有极高的想象力，所以有不同凡响的文学价值。……耶稣对于人类有永远不衰的影响。主耶稣基督在世为人时，祂的生活，常在田野山间和村庄乡僻，与自然之美接近。……近代的教育，似乎企图要消灭人类对自然之爱。学童的时间，大都消磨在学习文字的抽象科学原理上面，而无暇接近自然，不能研究上帝创造的自然，这实在是一种违反人性的教育。”
“欣赏自然和敬拜上帝，是很有关系的，凡爱好自然、恒切信仰上帝之人，而其心地亦更为圣洁。”
“爱好自然，可以令人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本性，以及人和上帝的关系。”
“莺歌燕舞，只是败德丧志；营求名利，尤使心为其役；只有莳花负犁，读书研究，仁爱乐观，常常祈祷，始能心旷神怡，有真正快乐。”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10．司各脱(Sir Twaitels Co TT, 1771-1832)
英国诗人、著名小说家司各脱出生于没落的古老苏格兰家族，父亲是爱丁堡的律师，受其父影响，司氏早岁习法律，就学于爱丁堡大学，做过律师、出版家，但任过爱丁堡高等民事法庭庭长，被封为二级男爵的贵族称号。至今司氏仍具有极高的声望，在欧洲被认为是历史小说的创始者，在文学史上占重要显位。
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法国的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俄国的普希金，都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
司氏的作品，有丰富的宗教观灵感，并极具历史栩实的描写手笔。其内容涉及从十字军东征起，经过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八十世纪君主立宪时期为止的事件。
从其所著《艾凡赫》、《清教徒》、《密得西恩监狱》、《十字军故事》等世界名著中，可以看见司氏抨击鞭挞当时代宗教腐化、叛道的思想。
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司氏对信仰表现出笃信、虔诚，没有因挤身上层社会而影响他先前的信仰。
在司氏的文学作品当中，让人看到他纯正的宗教思想及对上帝的认识。其所著书中，有一段用苏格兰最杰出的对曲唱出的圣诗：
“当上帝垂爱的以色列人，
从奴役之国遁逃，
上帝，他们的父亲——亲作烟和火柱的向导：
白天，沿着惊恐的大地，云柱细轻缓滑动，
夜晚，绛红的火柱归来，照耀阿拉伯沙漠。”
司氏又在其所著《拿破仓传》(LifeofNapoleon)中对当时的反对圣道者，不遗余力地攻击；而对于拿破仓之笃信圣道，尤有生动的描写。(另详：本书十四章拿破仓的见证)
当他临终之时，据其女婿陆哈德(Lockhrt)在为司氏所作的传记中说——司氏吩咐陆哈德说：“把那本书拿来。”他的女婿问：“你要哪本书呢？”司氏反问说：“你还要问吗？你还问什么书吗？只有一本书——那便是圣经。”当他女婿打开圣经读完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之后，司氏在最后一息的时候，对他的女婿说：
“这章圣经，真给我极大的安慰。我现在有最后一句话要对你讲：你务要做一个敬虔有德的善良之士，信靠这圣书的话；除此以外，不能得到安慰。”
司氏常说：“圣经一书，宝藏无穷，即使一位最有学问、最敏锐、最勤奋的人，无论他用多少时间去精研，都不能穷尽全书的道理；那是一个无穷的宝藏，越加探讨，越觉丰富！”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11. 莎士比亚(William Shalespeare 1564-1616)
英国诗人兼戏剧家莎士比亚，早年失学，一五八六年赴伦敦为伶人，后替剧场译改古典。一五九二年起，创编剧本，自成杰作三十五篇，其中著称于世著，有四大悲剧；(一)Hamlet;(二)Macbeth;(三)Othello;(四)KingLear。著名喜剧有：(一)威尼斯商人，(二)仲夏夜之梦，(三)皆大欢喜，(四)以尺报尺。诗集出版者，有：(一)VenusandAdonis;(二)Lucrece;(三)短歌(Sdonis)等。
莎氏虽为一个文学家，但大家都承认他是一位最伟大的道学先生(Morateacher)。他于主日，必参加崇拜聚会，从不缺席，他研究圣经，终生不辍。在他的作品里常常谈到宗教问题，他虽未直接引用圣经，但是他却把圣经的教训，例如人类的原罪和悔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用高雅的诗文，间接地表达出来。在他的遗嘱里，他写着这样一段话：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我的造物主——上帝的手里，希望并且确信，靠着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使我可以得到永生的福分。”
第十二章 文学家的宗教观 12. 托尔斯泰(Lel Tolstoy 1826-1910)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为世袭伯爵、幼孤，与兄妹寄养叔母家。年十五，入卡山大学(UniversityofKazan)，因厌恶学课，借故退学；二十三岁，入高加索炮兵队；二十四岁，发表其处女作《幼年》(Childhood)。一八五四年，参加克里米战股；战后漫游欧陆。归后于故乡办学，潜心著述；后又尽弃家产，过农民生活。著有：(一)战争与和平，(二)安娜.卡列妮娜，(三)忏悔录，(四)主与仆，(五)人生论，(六)艺术论，(七)我之宗教观书。托氏反对政府专制，提倡人道主义，主张土公有，为俄国著名思想家。
托尔斯泰是一个终身寻找上帝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原来对神有信仰，但后来却失去了，当他十八岁逃出卡山大学的时候，他把以往一所学所信的都丢弃了。
“到了成人的时代，他和一般世一样，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完全抛在脑后。但是，托尔斯泰和一般不信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便是他仍是深深感觉到：他虽已抛弃他固有的信仰，心里总觉得‘若有所失’，因他失去了以往那种敬虔和追求圣洁的生活，内心十分空虚。而这一空虚之感，正是他以后灵性复兴的转机。”(见J.A.HaTT，《onPilgrimsinReligionofFaith》第一一八页。)
到了他五十岁，经过了若干年的傍徨和怠丧，他的灵魂终于得了安慰；他对神的信心，失而复得，他的人生也完全改变了！从此时起，直到死时，托尔斯泰便成了一个文学布道家。他以住的生活，乃傍徨不安，无论何种学问，都不能令其满意；至此以后，他便锲而不舍，得着生命真道。从前在世上追求良善、圣洁、和平、仁爱的愿望，全都落空；现在从福音里得了启示的光亮，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圣容，才使他多年所渴慕的，具体呈现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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